旱土中兰尼卡尼恩生态女性主义解读.docVIP

旱土中兰尼卡尼恩生态女性主义解读 　　【摘要】本文从小说《旱土》中所描写的兰尼?卡尼恩的故事入手，利用生态女性主义原理，从女性背景化和工具化遭遇切入，分析兰尼?卡尼恩“他者”化的命运，批判父权制和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压迫下的女性生存困境，旨在呼吁女性应去自然化，去女性化，成为一个完整的人。 　　【关键词】背景化 工具化 生态女性主义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6）05-0235-02 　　澳大利亚作家西娅?阿斯特利1999年出版长篇小说《旱土》（Drylands），并凭借此小说于2000年第四次荣获迈尔斯?弗兰克林奖。小说以昆士兰北部为背景，通过几组人物的故事叙述，揭示了小镇人所受的气候和精神的双重旱灾，影射了澳大利亚典型的性别歧视，种族主义及暴力等社会问题。小说呈现的数组饱受精神和肉体折磨的小镇人物形象中，兰尼?卡尼恩的故事尤为生动，其中所蕴含的生态女性主义意识值得读者回味探究。 　　一、 兰尼?卡尼恩的背景化存在 　　兰尼?卡尼恩是一个家庭主妇，居住在距离旱土镇十六英里的一栋房子里。年轻时她做过电台主持，后来脑子一热，嫁给了郡办事员弗雷德。婚后的生活可以用一组数字概括：“快四十了。结婚二十年，有六个儿子”①，做了“九千三百二十八顿盒饭”②。某一天她念叨着一些数字离家出走，丈夫以为她疯了，将其送去精神病院。从女性主义的角度看来，兰尼的疯癫是对男性父权制社会的控诉，体现了女性反常或者反抗思想。但是，作者西娅赋予这个故事的意义并不仅限于此。弗雷德对妻子疯癫言行的处理方式，不仅体现了父系概念中以男性思维模式为中心和主宰的话语权力网下，女性长期失语的现象，也暗示着被压抑的女性权力、话语、身体与情感既然得不到外部男权主宰社会的自省式改变，就只有从自身内部进行突破和重构，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揭示了镌刻在当代社会各个领域，将女性“背景化”（Backgrounding），以女性的存在来建构男性统治地位的女性否定论。“背景化”这一概念最初是由生态女性主义者伊金斯于1986年提出，其来源于人类对自然的否定。随着西方科技的发展，科技带给人类生活的改变，使人类认为自身已经脱离了人类对自然的依赖，甚至反过来将自然定义为依赖人类而存在的物质，隔断二者的联系，并将人类视为权力框架中高于一切且居于统治地位的存在。如同人类是独立于自然之外的存在，自然只是一个供给源，自身不存在需求。同理，对女性而言，女性必须屈从服务于男性，这种背景化的地位可能通过各种方式潜移默化的建构着女性在各种社会场合的身份，比如家庭主妇。当兰尼发现，二十年来“她就是那个所谓的安定的背景”③时，不难理解，兰尼之于弗雷德，好似自然之于人类。她的主妇身份正好反衬弗雷德家庭主宰的地位，并被其顺理成章地视作衬托自己家庭主人地位和耀武扬威所必须的背景。科技带来的社会进步，使人类背景化了自然，而在父权社会里，男性以一种同样的自我中心论藐视着女性的需求，并以此破坏和切断女性寻求自我的文化需求，背景化着她们的命运。 　　然而女性的背景化命运最为普遍之域便在其传统角色中，尤其是母亲角色。兰尼生育了六个儿子，在弗雷德看来，兰尼只需要不断生孩子即可。弗雷德说：“女人…就该永远待在家”④。女人的生育特性被男性物化为一种功能，可以被占有和利用。女性的身体被父权文化所压抑，而被赋予了与之相对应的属性：如情绪化，居家的，以及需要被教养。因此当弗雷德和兰尼就儿子们该不该帮忙做家务这件事上的争执可见，在弗雷德看来，象征非理性的兰尼提出的想法荒唐而可笑，根本就不是个男人该干的事，她更不可能也无法给予儿子生存所需的各种知识，只有弗雷德自己才能真正教授孩子们归属男性的那一套知识与理性。这种态度无疑是对兰尼自身价值及人格身份的否定，加深了兰尼的背景化程度。而儿子们对待母亲的态度则更为疏离。当兰尼做完饭离开家时，孩子们没有一个人流一滴眼泪。在弗洛伊德最初对男孩-父亲的认同理论中，他认为男孩正是通过割裂与母亲之间的认同来强化与父亲之间的情感，从而巩固其男性特质。男孩儿们一方面享受着母亲的哺育，一方面又想方设法保持母亲的背景化身份，以便强调自身的在权力关系网中的未来统治地位，从而在将来继承父亲的权力，继续享受母亲所提供的背景和生活所需。在这样一个男性权力关系网中，只能通过与儿子们及弗雷德的家庭关系才能得到定义的兰尼，正如自然需要由人类所认知的“环境”一词才能得到定义一样，游离于自我缺乏和劣等地位的困顿中。 　　为了尊严和自由，兰尼不堪忍受自我的缺失，选择离家出走，并在小镇上找了工作。弗雷德数次去寻找哀求兰尼回家，却屡遭拒绝。或许有人会认为这不就是击碎父权制的开端吗？然而真相却是，弗雷德不想花钱请佣人。其实，背景化下的兰尼，从未真正获得过属于自己的主动权力。她的存在之于弗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