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救济19171937年北京新型妇幼慈善事业个案分析.docV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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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救济19171937年北京新型妇幼慈善事业个案分析

教育救北京新型妇幼慈善事业个案分析   摘要:20世纪初期,在官方和民间的双重努力下,北京传统的妇幼救济开始向现代转变,养教一体的“教育救济”成为新型妇幼慈善。这种救济模式力图通过文化知识和生活技能的传授从根本上改变贫苦妇幼的境遇,使其未来不仅能自食其力,而且可以参与社会的发展,从社会负担转变为社会进步的助力。1917~1937年,妇女救济院和香山慈幼院是北京妇幼教育救济的典型个案。北京官方与民间人士以谋“完善教养”、“社会进步”为宗旨进行的慈善创新与实验,其救济成效和救济机制值得令人思考和借鉴。   关键词:慈善;教育;救济;北京   中图分类号:D671.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10)02-0127-07       20世纪上半叶,在欧美慈善理念和实体救济事业的影响下,北京的传统妇幼救济开始了现代转变。其主要路向有三:一是以“卫道”为主旨,以“养”为主要内容的传统妇幼慈善向强调“教育救济”的现代慈善转变。后者是在“养”的基础上,高度重视传授文化知识和工作技能的救济活动,目的在于使被救助者未来能够自谋生路和发展,避免再次落人困境。二是主要救济机构从传统的“善堂善会”转变为现代的“救济院”。两者的组织结构、管理体制、法律保障、救济内容和救济成效都有显著差异。三是官民慈善救济的主要动因从传统的“民众称颂德政”、“福祸报应”转变为谋求“完善教养”、“社会进步”。    学术界对于民国以来传统慈善事业的现代转变问题已有初步研究,但多是宏观性的泛论,缺乏对各地区的具体个案的分析,这导致了一些诸如“现代慈善的特点是寓养于教”、这样的因史实不清而缺乏说服力的重要论断。    本文以北京档案馆的原始档案和民国北京报刊为主要研究资料,对1917~1937年的官办北平妇女救济院和民办香山慈幼院进行个案分析,以揭示“教育救济”――北京妇幼慈善事业现代转变――的模式、特点和社会效绩。      一、官办妇女慈善事业现代转变的尝试       清代,北京有救济贫困寡妇的“保节”、“清节”等类善堂,对入堂妇女强调贞操节烈、守寡到死,并不进行文化知识教育。进入民国后,这些清节堂因不合时宜迅速衰微。    北平市妇女救济院正式成立于1928年10月1日,地址在西四牌楼石碑胡同,其前身是创始于清朝末年的内城贫民教养院。北平市政当局鉴于此前各慈善机构“救济与教养及发展工业、改良技艺等事混杂无章”,遂由社会局进行统一管理。    北平社会局为把妇女救济院办成新型慈善机构,挑选了一批教育人士而非传统官僚进行管理,主要管理人员大都受过大学高等教育。如北平市妇女救济院刚成立时,有管理人员8人。1929年,即增至12人,“院长一人,事务主任一人,庶务一人,教员兼管理一人,书记一人,助理医生一人”;儿童部另外设有“主任一人,庶务一人,书记一人,管理一人,教员二人”。1933年,管理人员增至17人。这17个人的姓名、学历等情况如下表:    现代慈善事业的一大特点是真正的“养教结合”,重心还偏向于文化知识和生活技能教育,而非传统的以活命为目标的简单施舍。这就有赖于受过现代教育的人士来办慈善,远非只懂“忠孝节义”等旧礼教的“卫道士”所能承担。同时,任命有现代教育背景的人士来管理妇女救济院,且多是女性,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说明当时的北平市社会局官员对现代慈善事业并非外行,确实具有一定的科学管理意识。       1928~1934年,北平妇女救济院根据救济人群的实际情况进行了部门划分,实行功能化管理,并在重新整合后巩固了“养教一体”。北平妇女救济院名义上可以收留、救济以下七类人群:生活无依者;奴婢及童养媳受虐待者;志愿脱离贱业者;贫民妇女志愿习艺自助者;不受家庭约束经尊亲属送请教养者;身受拐骗无家族承领者;“因案由司法或警察官厅送请感化者”。    这七类人群必须自己或亲属提出申请,依照手续入院收容。“我系安徽寿县人,年十八岁,我父母均已故去,我随兄嫂在上海居住时,我胞兄将我交与素识人沈氏夫妇将我带来北平,即在板顺胡同兴顺小班为娼,因丁沈氏待我不好,时有打骂,我遂向嫖客胡天民欲跟其从良,胡天民不肯收留,是以将丁沈氏等控告解送法院,法院判决我与丁沈氏脱离关系。我请求将我送入济良所安置”。    妇女救济院收容的妇女,由家属“送请教养”的占少数,像妓女王何昭这样自己提出申请,由地方法院等官方机关“介送”的占了多一半。    1934年,北平妇女救济院收容妇女200余人,一半以上是警察局等机构发函“票交”、“介送”的。救济院根据入院妇女的不同情况,安排她们到合适的部门接受救济。妇女救济院共设临时收容部、残老部、工作部、儿童部、济良部五个部门,各部门收容对象和救济功能如下:    临时收容部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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