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期周作人民间视角研究.docVIP

五四时期周作人民间视角研究 　　摘 要：“五四”时期，民间文学被知识分子当作文化改良和文学变革的资源，周作人从“文艺”和“学术”的双重视角对民间文化和文学进行了关照，形成了他对民间文学的独特认知与论述。本文从周作人民间视角产生的原因和他对民间神话、宗教、歌谣研究内容的梳理中探析“五四”时期周作人的价值取向和身份认知。 　　关键词：周作人 民间文学 民间视角 　　一、周作人民间视角的生发 　　（一）故乡遗风遗俗的熏陶 　　周作人的民间文学、文化研究与其成长环境有着密切关系。他生活在越文化的中心地绍兴，从小受到浓厚的乡风遗俗的熏陶。周作人在其文中记载：“儿时听过蛇郎、螺女、老虎外婆之类的故事，唱过‘大学大学，屁股打得烂落’之类的儿歌[1]”，看过道士炼度的“戏剧似的演出”。[2]他的祖父也时常会背些《西游》《封神》那样的“大头天话”给周作人听……故乡生活经验不仅形成他对风土物产的特别兴趣，也使他领略了民间文化的广博丰富，为他研究民间文化奠定了扎实基础，准备了充足资料。 　　（二）日本和西方文明素养的汲取 　　1906年，周作人留学日本，在学习日本文化的同时，他自觉地汲取西洋文明的素养。周作人曾翻译介绍国外民俗学研究的现状和有关民俗学的理论观点，包括日本民俗学者柳田国男的著作、英国民俗学家安德鲁朗的民俗学方法和神话学观点、英国神话学者哈理孙女士的神话学文章等。《我的杂学（七）》中写道“这里边，于我影响最多的是神话学类中之，《习俗与神话》《神话仪式与宗教》这两部书，因为我由此知道神话的正当解释，传说与童话的研究，也于是有了门路了。”[3]如果说此前周作人对于民间文化的研究兴趣是完全出于个人情趣，而经过以人类学、希腊神话为主的西方文明的润泽后，他对民间文化就发生了一种审视的理趣，并从此开始进入了有理可循的研究状态。 　　二、周作人民间视角的“文艺”维度 　　（一）周作人民间视角“文艺”维度产生根源 　　关于民间文学“文艺”维度研究的意义，周作人认为：“若更以文史家言治童话者，当于文章原起亦得会益。盖童话者（兼世说）原人之文学，故探文章之源者，当于童话民歌求解说也”。[4]1918年2月北京大学成立“歌谣征集处”，面向全国征集歌谣，拉开了中国现代民间文学研究的帷幕。征集歌谣切入点几乎都是文学的，征集的歌谣需有“寓意深远”“自然成趣”“有天然之神韵”[5]等文学特质。由周作人起草的北大《歌谣》周刊发刊词提出：“……所以这种工作不仅是在表彰现在隐藏着的光辉，还在引起未来民族诗的发展。”[6]显而易见，周作人非常希望能吸取歌谣的有益成分，以之来扶植新诗的发展。周作人认为，新诗对歌谣的艺术借鉴应是多方面的。一则在于可学习歌谣的“调子”，即民歌的“风格与方法”“方言”特色。而更重要的是，他从感情“真挚”的精神层面上，对新诗与歌谣的联系给予充分肯定：“民歌与新诗的关系，或者有人怀疑，其实是很自然的，因为民歌的最强烈最有价值的特色是他的真挚与诚信，这是艺术品的共通的精魂，于文艺趣味的养成极是有益的”。[7]正是以人性的自然健全的发展为参照，周作人肯定了歌谣中有建设新文学的元素，蕴含着民族文学努力追求的现代品质。在他看来，民歌的精华，就是其显现了活生生的个体的真声音，以及没有经过传统道德伦理观污染的人的真性情。 　　（二）周作人歌谣研究的“内质”视角和启蒙色彩 　　周作人特别重视民歌的真挚与诚信。他认为：“‘民间’这意义，本是指多数不文的民众；民歌中的情绪和事实，也便是这民众所感的情绪与所知的事实……所以民歌的特质，并不偏重在有精彩的技巧与思想，只要能真实地表现民间的心情，便是纯粹的民歌”。[8]即民间文学所要表现的民间文学“真的感情”的内质。这是周作人从“人的文学”的启蒙知识分子立场对民间文学中所体现出的民间文化以及人生态度的严肃批判，是与他的“人的文学观”联系在一起的。他在充分肯定民间文学的“真挚与诚信”时，对民间文学与文化中所体现出的“非人”的因素，持一种激烈的批判态度。他认为民间的文学作品存在着许多问题，无论从形式和思想上都不能使我们感到满足。但是，虽然周作人从社会的角度看到了民间社会中的“非人”的生活境遇，也看到了民间社会被“威权”的主流意识形态所控制而表现出来的奴性与驯从。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对民间文学与文化的全部否定。他从民间文学中，仍然看到了与现代启蒙意识及文学相共通的那种现代性因素，因而他以“启蒙”的立场，从民间的“学术”视角，呼唤“人”的文学的诞生。 　　三、周作人民间视角的“学术”维度 　　（一）周作人民间视角的“学术”维度产生缘由 　　在提倡民间文学“文艺的”研究的同时，周作人不忘民间文学“学术的”研究意义。早在《歌谣》一文发表前，周作人就已注意到了民间文学的民俗学价值。周作人在《采集儿歌童话启》一文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