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城市空间重构过程中记忆地方感与士绅化实践.docVIP

上海城市空间重构过程中的记忆、地方感与“士绅化”实践 　　文章以田野体验和实地观察为基础，论述上海城市发展语境中普通民众的空间二元论对于社区重构的意义。笔者认为：将个体与集体记忆与权力结构和特定地方和邻里相联系，有助于我们观察、了解、体会和分析具有新上海特色的“士绅化”进程对于城市社区重塑的深远影响。笔者的初步发现表明：摧枯拉朽般的造城运动并未减弱当地人由来已久的地方归属感，相反，这种地方感会随着社会分层的加剧在特定的时间和场合，以各种方式表现出来，成为当代都市话语和实践中的有机组成部分。 　　上海城市变迁；记忆与地方感；“士绅化”进程；田野视角 　　C912.81A006208 　　自20世纪90年代至今，上海城市的每个角落都经历了开埠以来最大的一次改造，其变化程度之剧烈，可谓沧海桑田。为重振昔日东亚经济中心雄风而推出的一系列市政建设项目，完全达到了规划者所预期的“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的效果。过去的十多年间上海城区内工地之多以及市区交通地图版本更新速度之快，也可以说是举世罕见的奇迹。在转瞬间就建成并投入使用的环路、南北高架桥、横跨浦江两岸的斜拉桥、隧道、地铁、轻轨和磁悬浮列车，同林立的摩天大楼一起，改变着城市居住者原有的时间和空间概念，也呈现出上海成为新型国际大都市的前所未有的人文和社会生态景观。 　　目睹如此世纪剧变，我们也许会认为所谓的区域性和地方情结也将随之淡化或消失。然而，笔者在1998年至2002年以及2010年世博会期间在上海东南部湾桥社区所进行的田野体验和实地观察显示，在日常生活中，尤其是当地人在利用自己居住地点在城市所属区域来喻指自己的社会和经济地位并借此抒发文化优越感或者自卑感之时，仍会不经意地使用早该过时的“上只角”和“下只角”陈旧说法（Pan and Liu， 2011）。笔者惊奇地发现：这种理应存入历史语言学档案的老掉牙的空间二元论，居然还有相当茁壮的生命力，能继续成为探讨今日上海城区结构调整和公共生活变迁在具体空间体现形式的一个象征符号。不久前由于闸北和静安两区合并在网络和微信引起的众说纷纭即是明证。 　　与其他国际大都市的市民相仿，在上海世代生活和工作的居民都会在日常交谈闲聊时以地段或者“角”这样的传统说法，来特指其在城市生活的社区，并以居住地点来暗示其社会和经济地位。这种微妙的表达方式所透露的是社会关系与空间等级布局之间的逻辑关系。“角”在实际使用中产生的多层含义，涵盖了阿格纽（Agnew）所阐述的有关“地方”概念的几个方面：首先是指形成社会关系的场所或地点（即所谓的locale）；其次是地段（location），它是由社会经济活动而拓展的更广的范围；当然还有人们对特定地点和场所产生的“地方感”（Agnew， 1987： 28）。一百多年来在上海方言中颇有市场的“上下只角”之说，仍然不失为居住者以空间地理位置为自己定位的一种策略性话语手段。 　　本文试图探讨城市中心特定地方的集体记忆对于公共话语构建和特定地方营造的现实意义。在上海，承载极具地方色彩的记忆在公众话语中的表述，便是代代相传的“上只角”和“下只角”之说。著名人类学家阿鲍杜莱（Appadurai）曾经吁请人类学学者在田野研究中注意“将等级关系（在特定地方）定位”的方法。作为回应，笔者在文中将以上/下只角的说法为观察切入点（而非分析框架），描述“上只角”和“下只角”作为想象社区是如何被作为文化和社会标签“贴在想象的地方之上的”（Gupta and Ferguson， 1997：37）。 　　潘天舒：上海城市空间重构过程中的记忆、地方感与“士绅化”实践 　　一、 “上只角”/“下只角”二元论与都市空间重构 　　在上海方言里，“上只角”可直译成英语里离人口繁杂地段有一定距离的幽静的富人住宅区（uptown）；而“下只角”则是拥挤的穷人聚居区（如棚户）的代名词。“上下只角”二元论，在身处欧美工业社会语境的社会学家看来，在体现阶级和族裔差异的空间和地方感方面，也不失为一种绝妙的表达方式。在过去的一百五十多年间，上海历经城市化和工业化的洗礼，成为“十里洋场”和华洋杂居的繁华都市。这一空间二元论，却始终代表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个人或家庭乃至社区邻里层面的生活历程。它在话语表述中所展现的，是一种对于本土或出生地的认同感和对于目前所处生活环境的体会。社会史学者早已敏锐地察觉到这一空间二元论所凸显的社会优越感和市井势利性（Honig， 1992；Lu， 1999：15，376） 。如下文所述，作为历史想象力和社会现实的双重表征，这一空间二元论不失为本地居民（包括已经扎根立业的“新上海人”）、各级官员和房地产商在社会关系网络中的定位参照点。尤其是在新世纪上海社会各方面发生剧变之际。 　　所谓的“上只角”就是指上海在鸦片战争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