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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早期日耳曼人的王权观念 摘要 六．王权与民族并存在前文中，我们经常运用“民族认同”和“民族认同的丧失”这些术语。用这些术语来描述移民时间并不是一种现代的事后思考，而是能正确地推导出那个时代的历史学家对这些时间作出的解释。一个民族（gens）的认同与一个拥有“王”密切相关。获得或失去认同的关键阶段是王的选出或死去。在多种资料来源中，我选择助祭保罗（Paul the Deacon，约720~约800）的《伦巴第人史》来作一番简要考察，因为它详尽探讨了这个问题的方方面面。伦巴第人的活跃历史开始于两个公爵却是后。人们决定，他们不想再生活在由公爵统治的小型部族联盟里，而是“为他们自己设立一个王，就像其他民族那样”。这种措辞收到《撒母耳记上》8章5节中的一个段落的影响，该段落表达了以色列人希望“像其他民族那样”有一个王的愿望。在移民过程中，松散的部族联盟已被证明是过于软弱的，一个王被选出来，以便能更有力地执行军事与行政事务。王是选择一个“被认为特别高贵”的家族，在选出王之后，胜利的战争就开始了。首先，赫卢利人被打败，他们的实力瓦解，以至于“他们不再有王”。随后是与杰皮德人的战争，其中决定性的事件是杰皮德王的儿子死去，“他是引起这场战争的罪魁祸首”。在年轻的王子死后，杰皮德人逃跑了，他们“最终深陷窘境，不再有王”。在克莱弗（Cleph）死后（575），伦巴第王权中断。随后出现了十年的公爵独立通知时期，直到政治局势在584年变得十分危急，才再次选出一个王。公爵们献出他们一般的财产，用以支付王室和官员的开销。 其他历史学家也对王权作出类似解释。伊西多尔叙述了爱伦人和速尔比人如何在哥特人的进攻下失去他们王国的独立地位。同时，有趣的是，他们之所以能在西班牙长期维持王权，“是因为他们在风平浪静的生活中队王权无所要求”。民族认同、王权和好战行为因而有着清晰地联系。其他历史学家对爱伦人、东哥特人、速尔比人和勃艮第人还有进一步的论述。另一方面，约尔达内斯提到东哥特人在被纳入匈人帝国时期的傀儡君主（proprius regulus），以此作为他们的民族生存得到延续的证据。多弗（Alfred Dove）曾对此问题加以出色的概括：“在从5世纪到8世纪的拉丁文献所留下的无数讯息中，我们看到了rex[王]和gens[民族]这两个概念处于多种相互关系中。它们的联系十分紧密，以至于抛弃王权的部族就会被认为等于是独立生存丧失、民族认同（Wesen）衰败。”民族生存与王权之间的密切关系式日耳曼特有的一种现象；它并非来自罗马或基督教的制度。移民时代的各个日耳曼民族通过他们的王而获得政治人格意识。这种王权的基础是一种经过独特融合的个人魅力，它必须在军事和行政的成功中证明自己，同时要出身于高贵家族。王权不总是简单地由父亲传给儿子，尽管惯例是由婚生长子来继承，前提是他的个人条件显然合格的话。王权是会在这些情况下发展为相互竞争的继承人之间的一系列永恒争斗，还是会发展处世袭君主制，这取决于王室家族的声望，也取决于在一段相当长的时期内是否总有能干的儿子来继承其父的事业。造成伦巴第人不幸历史的部分原因是，他们的王大多没有子嗣。另一方面，法兰西君主制的发展则得益于卡佩王朝十二位国王不间断的子承父业，从987年的休-卡佩（Hugh Capet）到死于1316年的路易十世（Louis X）。法兰克人的墨洛温王朝诸王统治下的局势尤其能说明问题。墨洛温王室享有神圣家世的声望，在王位继承问题上未曾出现过争议。反对一位不受欢迎的王的唯一手段是暗杀，因为这被大量实施过，有事甚至使几乎所有王室成年成员都被杀。贡特拉姆（Guntram）国王（567-593）曾经用如下这些感人的话语对特地聚集在一所教堂中的巴黎市民讲话：“我恳请你们，在场的男人和女人，忠实于我；不要像你们杀害我的兄弟那样杀害我。让我再活三年，以便能把我的侄儿培养成人。如果我死了，你们也将遭殃，因为没有足够强大的王来保护你们。” 七．后世法国观念中的王权理论日耳曼的王师各个移民帝国的核心人物。围绕着将王唤启为民族生存与行动的符号，不同层面上的地中海式符号化表达——以色列的神授统治者、罗马的皇帝——最终发展出来。进一步而言，王既作为战争领导又作为他的人民的保护者，同时人民因为忠诚（fides）而服从他，这是政府的宪z形式得以发展的前提——这一点有时被人忘记。活跃于历史舞台之上的政治单元的唤启先于宪z观念的发展，而西方政治单元的唤启在很大程度上是国王们的工作成果。除非我们记住王权在西方民族的形成过程中起到的决定性作用，否则便不能理解它在西方的功能与声望。在西方王权行将结束的关键阶段，王权的功能眼看要被淹没在大众宪z主义的浪潮中，我们看到一种政治理论的福星，它强调王对政治体的“代表”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