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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政策对农户农药施用行为的影响 　　摘要 　　农户不规范的施药行为是引发农产品质量安全风险最直接的原因，为规范农户的施药行为，政府颁布并实施了多种政策，但大多收效甚微。农户不规范的施药行为主要表现在过量使用高毒农药、施用过程中不按规定操作以及农药残留物的处理问题上，如何针对农户不同的施药行为制定相应的政策，以达到有效规范农户施药行为的效果，这是本文研究的主要目的。文章基于全国986个农户的调查数据，运用有序logistic模型，分别回归了不同政策对农户过量施用农药的行为、不遵守施药间隔期的行为以及在施药过程中不阅读标签说明的行为的影响程度，结果表明：强令禁止高毒农药、对违反农产品安全生产进行处罚以及对收购的农产品进行检测等命令控制政策对农户是否过量施用农药的行为具有较强的规范效应，但对农户在施药过程中是否阅读标签说明的规范效果不佳；农药施用技术培训、农产品安全生产宣传教育等宣传培训的政策能有效规范农户在施药前阅读标签说明，但对农户是否过量施用农药的影响不大；以市场为基础的激励政策对农户过量施用农药、阅读标签说明以及遵守间隔期均有显著的规范效果。由此提出，政府在实施命令控制政策的同时，应加强农产品安全知识的宣传力度，定期为农户提供农药施用技术培训；由于以市场为基础的激励政策能有效弥补命令控制政策的监管漏洞，从而更有效的规范农户的施药行为，因此要建立激励惩罚机制，对使用生物农药、施用有机肥等具有正外部性的投入行为进行补贴，对使用高污染、高毒农药的行为进行征税，充分发挥市场为基础的监管政策的有效性。 　　关键词 农药施用；农产品质量安全；政府政策；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 F3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6）08-0148-08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6.08.020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产品的供应能力大幅度提高，与以往相比，目前我国农产品供需矛盾面临着最为深刻的变化：一方面，随着人口持续增长，对农产品数量的需求日益旺盛与耕地不足之间存在矛盾；另一方面，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的要求逐渐提高与农产品安全堪忧的现实之间也存在矛盾。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耕地紧张的国家，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始终是农业生产的主要目标，而使用农药控制病虫草害从而保证粮食产量是必要的技术措施。因此，在现实条件下，保障农产品数量供应仍然是我国农业生产最主要的目标之一，依赖农药仍然是农产品增产增收的重要路径。然而大量农药流失进入大气、水体、土壤及农产品之中，难降解的农药在土壤中的残留逐年增加，造成的污染日益加剧，对农产品安全造成了极大的隐患。可以预计的是，虽然目前我国农产品的供需矛盾主要体现在量和质两个方面，但在将来农产品品质的供应不足的问题将更为突出并逐渐成为主要矛盾。农产品的生产过程相当复杂，影响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因素贯穿于“从农田到餐桌”整个产业链之中，其中，“农田”环节，即生产环节是控制农产品质量的源头，而农户作为农产品的“第一”生产者，其农药施用行为是决定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关键[1]。为规范农户的农药施用行为，1997年国务院颁布了《农药管理条例》，此后，农业部又相继颁布了《农药管理条例实施办法》、《农药限制使用管理规定》，2010年，农业部种植管理司发布了《关于打击违法制售禁限用高毒农药规范农药使用行为的通知》，进一步规范农户的施药行为。然而，由于我国农业生产存在规模小、分散化的特点，政府的相关政策实施效果并不理想，农户为追求个体利益最大化，往往违背社会最优的选择，过量施用农药。具有不同个体特征的农户对不同的政策反应不同，政府相关政策的实施效果也不尽相同。由此，何种规范农户农药施用行为的政策最为有效？政府如何改善监管农户的施药行为？这是我国农业生产关键转型时期必须正视并努力解决的问题。这就构成了本文研究的主题。 　　1 文献梳理与评述 　　农户在农药施用过程中存在诸多不规范的行为，致使对农产品安全和生态环境造成重大的负面影响。近年来，学者们对影响农户施药行为的因素进行了大量研究，主要可以归纳为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两个方面。外部因素包括自然环境、市场环境以及政策环境等因素，而内部因素则从农户的自身特征出发进行分析，其中，作为行为主体的农户的个体特征因素是学者们研究的重点。 　　Morris和Doss[2]研究了非洲加纳的农户对农业技术的接受程度，发现性别差异影响农户对土地、延伸服务等资源的获得，从而影响其农用化学品的施用行为。Isin和Yildirim[3]通过对土耳其苹果种植户的调查发现，农户的年龄、受教育程度以及种植经验等因素显著影响其农药的施用行为。农户的受教育程度影响其对农药的认知水平从而对其农药施用行为产生重要影响[4]，由于农户的文化水平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