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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秩序观对现代诉讼制度的价值 　　摘要：“无讼”的秩序观贯穿中国传统法文化的始终，厘清“无讼”理念的价值性，对当代诉讼制度进行价值反思，对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法治进程具有十分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关键词：法文化；无讼；价值；乡规民约 　　中图分类号：D920.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 （2011） 29-0075-02 　　秩序在中国传统法律价值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它为中国传统法律价值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比如“以礼入法”所引起的中国秩序原理的变化及其深远的意义就是明证。其实，礼的本质无非是人际关系的制度化形态，用昂格尔的话来说，它是“相互作用法”。这种法的发展对中国当代社会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导致社会关系网的普遍存在。而且关系秩序并不是区别于法律秩序而与之并立的非正式的民间秩序，它是被编织到法律秩序当中成为正式的国家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的永久秩序。正是认识到这一点，我们才要深入到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价值体系中去挖掘符合现代法治精神的“器物”。笔者正是以代表传统法律文化的价值选择的秩序观为切入口，来反思其对现代诉讼制度的价值。 　　一、中国传统秩序观：无讼 　　中国传统观念中，“秩序是以权力来维持的，权力的话语因而遮蔽了权利的正式表达，权利依攀权力成为自然天理”。于是，民众表达利益追求表现为被动性，国家制定什么样的法律，法律中表达何种利益安排，民众就自然而然地以国家制定法的方式实现他们的利益诉求。因此，国家制定的法律就成为王权的象征，而王权一旦纳入法律，民众以“诉”的形式对私利的伸张，就被视为对王权秩序的干扰和冲击，于是，“诉”是被严格限制的。“对王权主义的维护及农业社会对稳定的强调诞生了传统中国人的秩序”，“无讼”即成为传统秩序观的核心内容。 　　“无讼”具体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方面，普通民众普遍养成了厌诉、息诉的生活和思维定式，遇到争讼特别是民事争论，大多数家庭按家规、风俗习惯由长辈裁断，或通过亲友族邻出面调解说理，不愿告之官府通过诉讼解决。另一方面，劝讼、止讼、息讼也成为中国历代官府及官吏的重要使命和断案宗旨，力图以此实现无讼事的“太平世界”，更有甚者，不少官员还以地方布告的方式来劝阻诉讼或是阻碍民众申诉，以实现“无讼”的目的。 　　二、“无讼”秩序观的实践模式 　　为了达到“和谐”，实现“无讼”，古代统治者采取了以“息讼”为核心的德主刑辅、礼法结合的实践模式。 　　首先，建立以“礼”为核心的道德教化体系。传统法文化把“礼”直接引入法律，“礼”的两个最显著特征是血缘性和等级性，它讲求的是人人各安其分，实现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礼”注重修身，注重克己，不必有外在的监督。在古人看来，维持礼俗的力量不在身外的权力，而是在身内的良心，通过道德教化，可以“寓教于判”，使百姓重伦理道德，止讼、息讼。 　　其次，建立“和息”、“和对”的纠纷调解机制。在传统社会，经过调处而平息的诉讼称为“和息”、“和对”，主要有民间调处和官府调处，尤以民间调处为典型。失礼入刑是传统法的立法指导思想和刑事立案的原则，但并非每一非礼的行为都必然要受到刑事制裁。在古代社会，大量的“田土户婚”乃至轻微的刑事纠纷不一定按国家司法管辖去告官审理，而听由民间调处解决，国家予以确认。 　　宗族调处是民间调处的最重要环节，家族成员之间的冲突，首先投告家长、族长，由他们调停，做出裁定。即使官府业已受理的案件，只要族长申明已经“责以家法”，官府也可以批准销案。由于民间调处形式多样，适应性强，既没有法定程序，也没有差役的勒索，因而受到民众的普遍欢迎。 　　再次, 建立严格的诉讼程序制度。在传统法中，对受理案件的日期，尤其是民事案件的日期做了严格的限制，对此，瞿同祖先生在《清代地方司法》中做了专门叙述。此外，对申诉的形式要件和对上诉案件的要求都进行了严格的规定，有的地方还以立法的形式对诉讼之事予以警示，如明人王守仁在《禁省词讼告谕》中说：“若(判官) 剖断不公，或有亏枉，方许申诉，敢有故违，仍前告扰者，定行痛责，仍照例枷号问发，决不轻贷。” 　　三、“无讼”对现代诉讼制度的价值 　　（一）对“无讼”观的试评 　　博登海默认为，法律有两大价值，一是追求“秩序”的形式价值；一是追求“正义”的实质价值。它们构成了法律的内在使命。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以无讼为其价值取向，突出地体现了它对秩序这一使命和根本目标的优先考虑与全面追求。从社会发展和法文化演进方面来看，它带来的负面作用尤其突出。 　　首先，追求无讼的传统法律文化因过分强调秩序和稳定，致使传统中国为了秩序和稳定而丧失了应有的发展。社会历史是发展的过程，秩序和稳定是发展的保障，但两者之间存在着一种张力，过分偏重一方必然会对另一方产生破坏作用。一个片面强调秩序、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