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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法的人伦精神与和谐社会人本法律观的构建 　　[摘要]以儒家伦理思想为指导的中国传统法律制度蕴含着深厚的人伦精神，恤刑慎刑思想、容隐制度、存留养亲制度等为其鲜明的佐证。19世纪中叶以来，随着中国法“西化”、新文化运动等的影响，中国传统法的伦理色彩逐渐淡化。传统法思想与制度固有其局限性，然而其中的亮点及蕴含的人文关怀、仁政思想和人伦精神，对我们构建和谐社会仍然具有启发。淡化法律的政治色彩、实现法意与人情和谐、构建人道的刑罚制度当是我们应有的姿态。 　　[关键词]人伦精神；恤刑慎刑；存留养亲；亲亲相隐；和谐社会 　　[中图分类号]DF0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07)05-0077-05 　　 　　一、中国传统法的人伦精神及其表征 　　 　　台湾学者李钟声曾说：“我国的法律制度本于人伦精神，演成道德律和制度法的体系，所以是伦理的法律制度。”要探究中国古代法的人伦精神，可直接追溯至一直居于统治地位的儒家伦理法思想。儒家创始人孔子首先提出了以“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仁者爱人”是处理人际关系的基本原则，“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忠恕之道”等都是这一原则的具体体现。孔子提倡“礼治”，一再强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宗法等级制度。而且，他把“礼”和“仁”结合起来，形成了“德治”思想，主张“以德去刑”和“无讼”。至西汉，董仲舒集儒学之大成，以儒家思想为中心，杂以阴阳五行学说和法家某些思想成分，创造了一套法律理论。他的“三纲五常”作为一种进入理想化的人的生存境界的程序设计，密切地联系着儒学一贯的古典人文主义精神，昭告着对一种保有和谐的人伦秩序的理想社会秩序的强烈愿望。统治者继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形成了统治中国达两千年之久的封建正统儒家思想。瞿同祖先生曾精辟地指出：“古代法律可说全为儒家的伦理观念和礼教所支配。”法律伦理性表现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以儒家伦理思想为指导原则的古代法律制度体现了鲜明的人伦精神。中国传统的慎刑恤刑刑法思想、容隐制度、存留养亲制度即为其鲜明的佐证。 　　(一)恤刑慎刑的思想。恤刑慎刑是古代思想家倡导的刑法理念。恤刑是指执行刑罚时要存矜恤之心，是酷刑的对立面；慎刑是指刑罚的运用须谨慎，是滥刑的对立面。要体现统治者“矜恤子民”的宗旨，必须贯彻慎刑思想，只有认真做到慎刑，才能保证“矜恤子民”的宗旨得到落实。 　　《尚书?舜典》就有：“钦哉，钦哉，惟刑之恤哉”之语。《经典释文》说恤，“忧也”。《尚书?蔡传》说：“轻重毫厘之间，各有攸当，而钦恤之意，行乎其间。”孔颖达则说：“此经二句，舜之言也。舜既制此典刑，又陈典刑之义，以敕天下百官，使敬之哉。敬之哉，唯此刑罚之事，最需忧念之哉。忧念此刑，恐有滥失，欲使得中也。”丘浚说：“若夫刑者，帝尧所付之民，不幸而人其中，肢体将于是乎残，性命将于是乎殒，于此尤在所当敬谨者焉。是以敬而又敬，拳拳不已，惟刑之忧念耳。”几种解释都深得“恤”与“慎”的要义。关于慎刑，距今四千多年前，帝舜在一次御前会议上对时任“司法部长”的皋陶说了一段话：“临下以简，御众以宽，罚弗及嗣，赏延于世，有过无大，刑故无小；罪疑惟轻，功疑惟重；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这是一段极富人情味的语录。丘浚的《慎刑宪》系统地阐发了古代慎刑、恤刑的思想，其目有“申冤狱之情”、“慎眚灾之赦”、“存钦恤之心”、“戒滥纵之失”等，将各重要典籍中之有关论述列出，并将历代学者及自己的阐发之意附于后。 　　如果说，恤刑、慎刑的思想在长期的封建刑罚史中，多停留在理论上，未能实现法律化和制度化，而其内含的矜恤老幼妇思想则得以制度化。西周时期就制定了“八十、九十日耄，七年曰悼。耄与悼，虽有罪，不加刑焉”的刑事政策，并为后世所传承。汉惠帝曾下诏：“民年七十以上，若不满十岁，有罪当刑者，皆完之”；汉景帝时，“年八十以上，八岁以下，及孕者未乳……当鞫系者，颂系之”。汉宣帝时，“诸年八十以上，非诬告、杀伤人，它皆勿坐”。上述矜恤老幼妇残的法律规定，经由魏晋律学家的归纳总结，至唐朝已经定型。 　　(二)存留养亲制度。北魏孝文帝太和十二年下诏规定：“诸犯死罪，若祖父母、父母年七十以上，无成人子孙，旁无期亲者，具状上请。流者鞭笞，留养其亲，终则从流，不在原赦之例。”存留养亲在当时战乱不休、社会动荡，家庭破碎的现实下，起到了一定的安抚人心、稳定统治、减少社会问题的作用。这一制度建立以来，历经隋、唐。唐在总结前朝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存留养亲的制度。唐律《名例》二十六“犯死罪应侍，家无期亲成丁”条规定：“诸犯死罪非十恶，而祖父母、父母老、疾应侍，家无期亲成丁者，上请。犯流罪者，权留养亲，不在赦例，课调依旧。若家有进丁及亲终期年者，则从流。”唐以后，各朝均有相同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