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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价值体系的结构分析 　　摘要：文化价值体系指的是由文化价值目标、文化价值手段、文化价值规则和文化价值评价等价值子系统构成的体系。以儒家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价值体系的基点是整体主义；内圣外王、成就道德人生和道德社会是其文化价值目标；“修身”和“德治”是其主要的文化价值手段；“礼”为主要文化价值规则；“德”为主要的文化价值评价标准，“士”是主要的文化价值评价主体，“君主”具有最高的文化价值系统的决策权。 　　关键词：文化价值体系；传统文化价值体系；结构分析 　　中图分类号：G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06)05-0059-03 　　 　　中国文化自鸦片战争以来，就开始了步履维艰的现代转型，然而，至今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一个有感召力、约束力的文化价值体系仍未建立。文化价值体系主要是由文化价值目标、文化价值手段、文化价值规则和文化价值评价等价值子系统构成的，是一个结构复杂的体系，文化价值体系的重构关涉许多方面的因素，笔者认为对传统文化价值体系的解析与反思，对于当代中国文化价值体系的建构是十分重要的。本文拟用价值的基本理论为工具，对中国传统文化价值体系作结构性分析，以期为我们准确地把握中国传统文化价值体系的特质提供参考。 　　 　　一、中国传统文化价值体系的基点 　　 　　中国传统文化价值体系发端于夏商周，形成于春秋战国“百家争鸣”时期，汉代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确立了儒学的官方统治地位。自汉以后，在中华文化历史的演进过程中，虽然不断地受到来自传统文化中其它各家各派思想和外来异质文化的冲击，但儒家思想一直一枝独秀。中国传统文化价值体系在结构特征上形成了自身的鲜明特点。从总体上看，以儒家为主体的、多层复合结构的中国传统文化价值体系的基点是整体主义。 　　关于整体与个人关系的论述，在中国传统哲学中，是用群己、公私和兼独等范畴及其关系来表述的。总的看来，儒家是既重视整体价值，又肯定个人价值的，但认为整体价值高于个体价值。就儒家而言，孔子要求自我价值的实现要以群体价值的实现为目标。“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孟子继承了孔子的这一思想，主张推行“仁政”，提出“穷独达兼”，实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社会整体目标。荀子对群己关系的论述更为充分，其整体主义的价值取向更为明确。他说：“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又说：“君者，善群也。群道当则万物皆得其宜，六畜皆得其长，群生皆得其命”，“善群则和”。 　　和儒家一样，墨家对群体予以了更多的关注。墨家和法家的群己观甚至“是一种极端之论”，“特别强调为群的一面而忽视甚至否定个体之价值。”墨家主“兼爱”和“尚同”。在道德上把“兼”和“别”对立起来，提出“兼以易别”；在政治上把“同”和“异”对立起来，主张以“一同天下之义”取代把“天下之人异义”，其忽视甚至否定个人价值，突出社会整体价值的思想十分明显。法家的整体主义则集中地体现在其“齐一”、“废私”思想上。韩非在《解老》中大力申说“用一之道”、“利出一孔”、“万民一从”、“一国可使齐”等，个体人，特别是老百姓的权利和自由都成为无足轻重的东西。当然，墨家和法家的重整体、轻个体的思想在价值目标上是有很大不同的。墨家强调整体是要实现“天下之公利”，法家则是要实现“人主之公利”。 　　从历史上看，居中国文化主流地位的儒家价值体系的整体主义思想原则，在演化过程中，融入了墨家“尚同”观念和法家的“废私”观念，并呈现不断强化的趋势。到宋明理学那里，虽并不否定个体完善的意义，但个体主体已消融在“大我”之中了。杨国荣教授分析说：理学往往把自我理解为一种纯乎道心的主体：“必使道心常为一身之主。”“只是要得道心纯一。”道心是超乎天理的内化。以道心规定自我，多少使主体成为一种普遍性的我，在“道心纯一”的形式下，主体实质上已是“大我”的一种化身；而以个体形式出现的自我则是必须否定的：“己者，人欲之私也。”由自我的普遍化，理学进而提出了“无我”的原则，要求“大无我之公”。所谓“无我”，不外是自觉地将自我消融于抽象的“大我”。 　　要而言之，儒家传统中的整体主义，集中体现为国家本位和家庭本位，即个人对国家尽忠和个人对父母尽孝两面，个人似没有独立存在之价值。作为中国传统价值体系基点的整体主义，包含有许多合理的因素，但也有过分强化所带来的一些负面作用。它割裂了人格与权利应有的本质联系，在整体主义的观念下，个体的存在价值、个性的多样化发展、个人的正当权利等未得到应有的确认。 　　 　　二、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目标、手段和规则 　　 　　一种文化价值体系最终的总体目标一般来说都是要塑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