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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情理法分析 　　【摘要】：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古代法律文化对我们今天法治进程的影响，文章简单分析了中国古代法律文化中的情理法。 　　 【关键词】：人情; 理; 法 　　 中图分类号：D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08(2007)1210233-01 　　 　　 现代法治有法律至高无上，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法律至高无上却被皇权至高无上所代替。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实际上就是一部专制历史。这个专制社会的法律根本就在情，日常生活准则即是理，皇者手中的工具就是法律。中国古代社会的情理法一切从亲情出发，社会秩序就是各人在的身份要求，若违反了身份要求，用来制裁的就是法。中国古代审理案件的结果，常常有合法的为非法，非法的为合法的情形。比如儿子告发父亲谋反，除了其父要处决外，儿子也要斩立决，比如父亲包庇儿子，我们看来是构成犯罪但中国古代是合法的。为了让我们大家都明白中国古代法律文化对我们今天法治进程的影响，有必要我们都来讨论一下中国古代法律文化中的情理法。 　　 一、情，即人情。首先，是指人本能情感或情绪，从历史事实来分析，情似乎有四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指人之常情，即我们经常说的人性、人的本能、本性这方面；第二层意思指的是情面或人情，它可以更多地涉及到一些人际关系、社会关系；第三层意思指民情。在民情这一层面上，我们也可以将社会舆论、社会的一些基本状况、乃至我们经常说的习惯法和大家公认的一些风俗习惯或公认的一些权利包括进去；第四层意思是指情况亦情节，这一层面的情所指的本身是一种事实，情有可原。即指案中具体情节，所以这一层面的情不在文章章讨论的范围。 　　 我们理解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情理法中情，所要着手的情仅以情是人的思想感情在司法中的作用来分析，那么可以从人情产生的主体三方也即司法过程中二方主体（掌法者与被处罚者）和第三方来着手，我们看到尊长的人情为法，臣民的情为罪，民众的情社会的情也是司法的依据。 　　 二、 理，从文字来解释，在春秋时为纹理、治理；在战国时为义理、条理、腠理；在秦汉时为条理；魏晋时为玄理；隋唐时为佛理，理事相融，（佛法中理情、义理）；两宋时以为天理，实理（与虚空相对）；元明时心即理，明清时又为事理；近代理为公理。今人所讲的理是天地自然万物之本体，是事物的规律，是人的主体意识，伦理道德。 　　 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基于其伦理法的特点，理的根基在孝。天下万善，孝之为本，理（包括义、礼）具体说就是一个孝亲原则，它代表人际关系之和谐。因此，人与人之间财产关系都依人伦原则来确立，换句话说，财产关系依附于人身关系。判定某一具体行为是否合理，一般只从其行为内容是否为了私欲，即义与利两个标准来判定，凡是为了私欲，均是不义的，也就是不合理，凡是合于义的，去私的即是合理的，法官即使在审理财产纠纷时，始终不是像现代法官那样从财产法律关系入手去理清财产关系，而是从人伦关系入手，先去理清以孝为原则确立的伦理关系，人际关系理明了，礼法秩序和义利关系确立了，财产关系自然就迎刃而解了，正如梁治平讲的：古人把所有的问题都翻译成了道德问题，也就是一事情要么是合理的，要么是不合理的，法官通过辩明理曲理直，惩恶杨善，所有财产纠纷也就包含其内解决了，自然，法官在处理一些财产纠纷诉讼中，只要把握住人际关系的合理，仅凭古往圣贤的教导和自己生活经验就可胜任。 　　 在民事纠纷中，理是决断案件的直接依据，同样，在刑事纠纷中，理也是断案的依据，虽然在形式上，刑事案件在中国传统法律中均为依律而断，但实际上，理却是比律条更重要的依据，用现代的话来进制表达，理才是立法本意，是法律的出发点和归宿。同样，理也是评价人的主观动机、目的等人情是否正常的标准。上面提到了，中国传统法律中审理民事纠纷中财产纠纷，不是从理清财产法律关系入手，而是从人伦关系入手。同样，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法官审理刑事案件，也必须首先审查行为人的人伦关系，宋人朱熹主张：凡听五刑之讼，必原父子之亲，立君臣之义以权之凡有狱讼，必先论其尊卑、上下、长幼、亲疏之分，而后听其曲直之辞，也即以理的要求观照，而不是象现代我们办案一样先审查法律关系，犯罪构成四要素，依律罪名是否成立。 　　 三、法，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法即是刑，刑起于兵，于中国古代家国不分相适应，刑罚中包含着征讨，中国古代法只能是兵刑于一的强暴手段，是一方以暴力强加于另一方的专横意志。《慎子》谓斩人肢体，凿其肌肤，谓之刑。最初的刑是用来对付异族，性质上说，刑与战争都是割人肢体，夺人性命的强暴手段，区别在于一个对外，一个对内。《吕刑》中，墨、劓、非、宫、大辟所谓五刑。国家强大文明发达之后，刑兵逐渐分离，刑便成为惩罚犯罪的手段，但刑从征伐、杀戮中分离出来，始终保持强暴特色，执行着镇压的社会职能，此后，笞、杖、徒、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