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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社会促进道德理念践行的经验 　　作者简介:吕锡琛,中南大学应用伦理学中心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湖南长沙 410083)。 　　 　　〔摘要〕 中国先哲为推进道德文化理念的践行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人道与天道相感”的理念在社会各阶层人士心中激起践行道德的敬畏之心与自我纠错的动机;“劝喻与垂范并行”的措施通过价值导向与行为示范引导臣民弃恶向善;“赏善与罚恶互补”的机制则基于人性趋利避害的心理以得失利害激励民众自觉地检束身心;“动情与晓理相促”的方法借助情感和理性的力量促进人们接受并践行道德要求;“修德与养生紧联”的道理则顺应人类向往身心健康这一基本需求,为道德践行提供内在的心理支撑。总结这些经验,探讨其动力机制,将有助于激活与弘扬中国优秀的传统道德文化,为当代中国的道德建设和道德实践提供有益的借鉴。 　　〔关键词〕 传统道德理念 践行 经验 　　〔中图分类号〕 B82-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1539(2010)01-0034-07 　　 　　如何让伦理道德要求转化成社会成员的内在需要,推动道德文化由理念到践行的飞跃,这是古今中外伦理学家孜孜以求的目标。要完成这一任务,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协调康德所指出的现实生活中道德与幸福的二律悖反现象。康德无法在现实生活中解决这一问题,而将这一矛盾提到精神领域中去解决;现代宗教哲学家鲍恩也曾认为,宗教伦理乃是克服追求美德与追求幸福生活两种不同价值系列之冲突的唯一方式。参见万俊人:《宗教与道德之间:关于“信念伦理”的对话》,载《东西方宗教伦理及其它》,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版。中国先哲虽然亦重视??宗教对道德践行的促进作用,但却有着更为开阔的思路,形成了多维立体的育德网络,留下了值得总结的经验,本文试将其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人道与天道相感 　　 　　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的思维模式,人们往往从天道与人道的统一与联系来论述人事。在中国人眼中,天不是无目的、无意志的自然之天,而是“好德恶刑”并能赏善罚恶的“道德之天”,儒、道思想家由“推天道以明人事”、“天人合德”等致思方式而推出了诸多道德律令或启示。例如,以“不争”、“不自生”等美德来概括自然界那种无意志、无目的的本质属性:“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天之道,不争而善胜,不言而善应,不召而自来”(《老子》第七十三章)。因此,圣人应该效法天地这种“不自生”、“不争”的特性,才能长存而不败,“身先”、“身存”(《老子》第七章)。 　　儒家以天命、天理论证封建礼制法度及“三纲五常”的合理性、永恒性,由“天人合德”而最终确立起了封建伦理的最高本体,将天作为“忠、孝、仁、义、礼”等道德规范的神圣来源,将封建伦理秩序归结为一种理所当然的自然法则,《礼记#8226;乐记》说:“礼与天地同节”,“天地尊卑,君臣定矣”;宋明理学的代表人物朱熹更是将“三纲五常”等人伦道德本体化和神圣化,成为不可违逆的天理,这无疑赋予了它们更高的权威性,在这种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的必然性面前,道德践行具有了更大的推动力。 　　在古人眼中,上天不仅具有道德意义,同时还具有超人间、超自然的神秘力量,它支配着国家的兴亡和个人的命运,从而形成了一股无形无象但却又是相当强有力的道德约束力量,促使人们践行道德,弃恶向善。这一约束力覆盖了社会的各个阶层,即使至高无上的君主亦概莫能外。因为至高无上的君权来自于上天,而具有道德属性的上天只会将天命授予有德之君,并通过降下灾害或祥瑞以表达对君主之德行好坏的责罚或赞赏,这就是所谓的“天人感应论”。汉儒董仲舒对以往的天人感应论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和阐发。他认为,天和人是同类的,能够相互感应,天通过阴阳五行的变化产生并指导万物和人类,君主则是受命于天的天之子,是上天在人间的代表,他秉承天意而统治天下。一方面,他是至高无上的权威,人们须拜倒在他的脚下;另一方面,君主又必须服从天意,积善修德。君行仁义,则天降符瑞以资鼓励;君主有过失,上天则发出警告和谴责:“灾者,天之谴也。”[1]当灾害降临时,君主应据灾异的性质予以补救。如不加悔改,天将予以更大的惩罚,甚至夺去君位。[2] 　　灾祥说等天人感应思想一方面发挥了为当权者慑服人心的作用;另一方面,它也促使统治者对自己的言行和国家的政治生活进行道德反省和行为调整。如,汉文帝曾因日食而急忙下诏自责说:“人主不德,布政不均,则天示之灾,以戒不治。”[3]在汉代帝王的纪传中,到处可见因灾异而下罪己诏或召问术士的记录。故清人赵翼在《廿二史札记》卷二中曾作出“汉诏多惧词”的判断,并列举数位君主因“水旱不时”、“灾异仍见”而自责的诏词,他还总结说,“两汉之衰,但有庸主,而无暴君”。此种看法甚确。不过,他将这一原因归之于“家风使然”,却未免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