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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院模式及其对研究生教育的启示 　　[摘要]对于书院制度，今人对之研究不多。事实上，书院制度的育人模式有其优点，如书院制度所蕴含的非功利性的治学态度，以自由、和谐为特征的讲学、辩论的教学方法，谦虚、开放的辩学心态，意蕴深厚的文化“道场”，灵活多样而又注重创造性的学习方法等等，即使在当代仍然有其重要的启迪意义。当今的研究生教育同古代的书院制度有着某种程度的相似，借鉴、吸收古代书院制度的合理部分以促进当今的研究生教育，依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书院；研究生教育；启示 　　[中图分类号]G649.2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5595(2011)01-0098-05 　　 　　提及书院制度，不少人倾向于将其与“封建教育体制”联系起来，且多认为其乃科举之陈迹，无甚现实意义。持此看法的人不仅有一般教育工作者，也有从事高等教育工作的管理者，甚至个别研究生导师也持类似观点，这着实让人遗憾。笔者以为，此种看法偏颇有二：一则书院制度并非为中国古代所独有；二则书院制度亦非人们所谓的“历史陈迹”、“无甚价值”，事实上，书院制度不但有其价值，而且在西方一些著名高校中至今仍有所保留、有效运行。如闻名于世的剑桥大学至今仍运行着这种书院教育模式。更耐人寻味的是，剑桥之为剑桥，就在于其书院之特色。原香港大学副校长金耀基先生曾言：“对于剑桥大学而言，其特色就是它的书院制――剑桥大学不止是一大群‘学部’的组合，更是一大群‘书院’的结合。”世界一流名校剑桥都以“书院式的剑桥”为荣，缘何中国的教育工作者对之不屑一顾呢? 　　究其要因，在于不少学者在对书院制度缺乏研究乃至缺乏最基本了解的情况下，仅凭道听途说的感性认识――并想当然地将书院制度与科举制度联系起来――而轻率得出结论。众所周知，自“五四”以来，科举制度几乎被现代人彻底判了“死刑”，于是，所谓“科举害人，书院为科举服务，自然书院亦害人”的逻辑推演似乎也就顺理成章了。当然，限于篇幅，笔者姑且不讨论科举制度之价值，仅仅对书院制度进行概略的探讨，以正视听。笔者以为，书院制度不但在人类教育史上曾经发挥了重大的作用，而且对当今高等教育尤其是研究生教育亦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对书院制度的再认识 　　 　　那么，何谓书院?按惯常理解，“书院是我国封建社会特有的一种教育组织形式。它是以私人创办为主、积聚大量图书与学术研究相结合的高等教育机构。”追溯书院之历史，其名称始于唐代，但其源头则肇始于先秦掌管文献之“史馆”，如《史记?老子韩非列传第三》称老子为“周守藏室之史也”，老子可算得上最早的书院“院长”了。不过，先秦的文献藏室在性质上更接近图书馆。其实，早期书院的主要功能之一在于藏书，且不论唐以前的书院类似图书馆，即使赫赫有名的宋初四大书院亦以藏书为主。但是，书院发展至唐，其功能有所拓展。据《唐六典》记载，唐代集贤殿院活动内容和职责为：“掌刊辑古今之经典，以辨明邦国之大典，而备颐向应对。凡有天下图书之遗逸，贤才之隐滞，则承圣旨而求焉。”即言，唐时书院不但是宫廷图书馆(藏书)，而且还兼有推荐贤才和提出建议，以供皇帝咨询和参考之功能，类似皇家“智囊团”。自唐以后，尤其是宋代，书院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一则私人书院兴起；二则书院的功能有所拓展，由“藏书、校书”、“智囊团”之功能逐步转向聚徒讲学、明辨是非的具有教育功能的书院。 　　需要说明的是，这种具有教育功能的书院的兴起并非为科举而生，恰恰相反，官学的衰落和科举腐败乃是书院产生的直接原因。换言之，书院乃是反叛科举制度的产物。对此，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曾有言：“其所谓学校者，科举嚣争，富贵熏心，亦遂以朝廷之势力一变其本领；而士之有才能学术者，且往往自拔于草野之间，与学校初无与也，究竟养士之事亦失之矣。于是学校变而为书院。”由此可知，书院乃真正有志于学术兴味之人的积聚处、研讨处。唐以后尤其宋明时期的书院大力倡导读书和讲学之风，支配并影响着整个社会的风气。著名的如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龙岗书院、濂溪书院等皆以传承学术、析理辩道闻名于世，在中国教育史上留下了重重的一笔。至清代，由于政风大变，书院亦随之变更：由清初明文规定禁止创办书院到雍正“由消极抑制转变为严格监控下的积极发展”。清末已有书院两千余所，数量创历史之最。但由于清代书院处于官府的监控之下，丧失了独立权和自主权，几无活力，且不少书院确实亦与科举相关联。光绪二十七年，清廷将各省城书院改为大学堂，如北大前身即为“京师大学堂”，将各府厅及直隶州书院改为中学堂，各州县书院改为小学堂。自此，书院退出了历史舞台。 　　然而，书院并非中国所特有，西方亦有之。如古希腊柏拉图所建立的“阿加德米”(Academia)学校实则具有书院性质，可谓开书院之滥觞，其弟子亚里士多德建立的“吕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