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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时期美国的中国形象研究述评 　　摘要　二战时期美国的中国形象的构建，早期来源于美国个人和一些群体的描述和回忆，停留在相对肤浅和误读的阶段。后期的研究主要在于揭示误读的原因，指出，文化的隔阂、政治和意识形态的不同、新闻媒体行业规范的迥异，是造成形象偏差的主要原因。同期，中国学者对这一主题的研究相对滞后，具体研究其形象构建过程的则几乎没有。因此，当今时代急切呼唤深度剖析这一阶段美国的中国形象建构过程的作品问世。 　　关键词　中国形象，纽约时报，二战，述评 　　中图分类号　K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57-6241(2010)20-0057-04 　　 　　什么是国家形象?美国政治学家布丁(Bould-ing，K.E.)认为：国家形象是一个国家对自己的认知，以及国际体系中其他行为体对它的认知的结合；它是一系列信息输入和输出产生的结果，是一个“结构十分明确的信息资本”。也就是说，一个主权国家和民族在国际舞台上如何展示自己的风采，以及国际环境国际舆论如何反映这一风采，二者集中的展示就形成国家形象。这个形象或风采通过信息媒介的综合作用，在公众心目中形成对一个国家的认知、看法和评价，体现出公众对一国的认可程度和支持程度。这种作用是持久的，尤其在国际舞台上，因为“良好的国家形象必将有助于国家在国际竞争中占据主动，反之，不良的国家形象则会使国家处处受挫”。因此，在研究中美关系这一永久的话题时，关注中国在美国公众中的形象及其构建过程和特点，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目前国外对这一主题的探索，因研究者身份视角、关注点的不同和时间段的特点，可以分为以下两个阶段：早期形象的形成阶段和后期对形象的重新认识重新评价阶段。 　　 　　一、形象的形成阶段 　　 　　美国公众心目中的中国形象的构建过程的研究始于20世纪40年代，美国《时代》周刊记者哈罗德?伊萨克斯最早开始着力于关注中国在美国人心目中的形象这一问题。他的作品《心影录－美国的中国形象》出版于20世纪50年代，以181人的访谈录为基础，以较大的时间段来划分中国早期的历史形象。其中，伊萨克斯将中国抗战时期的形象描述为“崛起中的英雄”和“堕落的英雄”，认为，在珍珠港事件之前，由于中国人民在团结抗日过程中所展示出来的英勇的刚毅和顽强，无论中国当时如何被看待，“此时在众多美国人心目中对中国人同情的形象，上升到了无可匹敌的顶峰”。而在之后，由于国民政府所表现出来的官场无能、麻木、混乱和彻头彻尾的腐败被日益曝光，中国的国家形象日趋下降、土崩瓦解，中国人被看做是伪装世界的伟大信徒，对艰难而不愉快的现实闭上眼睛，而沉溺于令人欢喜但不真实的表象当中，成为虚伪、好夸大的民族。在此书中，伊萨克斯提出了著名的美国对中国如同钟摆一样的“爱恨情结”的说法，一直在民众中流传，至今不衰，曾被批评为走极端。研究所采访的对象为曾在大学、大众传媒、政府机关、商业、教育、公共舆论，以及教会机构任职的知名人士，基本上处于重要领导位置或有重要影响的人士，多为中产阶层，文化程度较高。这样的采访构成，使得这一调查结果无形中成为美国教育、宗教和政治的产物，带上了他们共同的思想观念和观察方式和处理态度，并且不可避免地打上了较深的美国精英阶层的意识和思维。尽管他们共同打造和构建的中国形象，在早期影响了有关中国的思想观念和信息的传播，以及公众对中国看法的形成，但作品在本质上无法代表美国普通大众对中国的真实感受，使得这种形象构成不可避免地带上一定的局限性。这种局限表现在：由于是选择性的采访，不可避免地出现对选择标准的质疑，可能被采访者在党派和宗教上归属的不同，一定程度上会左右他们对同一个观察标的的判断，这客观上存在着相当的非控制性和非选择性。其次，由于时间的关系，在采访时，被访问者对中国的印象、回忆会有模糊的地方，而且由于表述能力各异，阐述和解释也会或多或少偏离原有的初步印象。另外，采访者本身虽然尽力避免，但个人的观点思想或偏见也难免被带入到采访过程中，对被访者的回答产生影响。 　　另外，涉及同一主题的成果还有斯蒂尔的《美国人民和中国》，叶斯帕森的《美国的中国形象，1931－1949》，以及托马斯?博克的《大洋彼岸的中国幻梦－美国“精英”的中国观》。这些书主要通过大量的访谈、回忆，以及口述历史等方式并借用了社会学的一些方法，利用大量丰富的个案，生动地展示了早期美国公众对中国的认识和变化，对当时作为个体的美国人对中国的印象作出了较为完整的整理，发展了这一时期美国人民对中国的了解。 　　对这个阶段的研究，不可绕过的是被称作美国当代“中国学之父”的中国问题观察家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的著作。他于1948年出版的《美国与中国》和后来的《费正清对华回忆录》最早向美国人民完整介绍和推出了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