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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社会性别视角探析女性犯罪增多的原因 　　摘要:造成女性犯罪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教育、就业、参政等方面存在的性别不平等,削弱了女性追求其人生价值的合法途径的取得,增强了社会能量的紧张程度,加之制度规范的缺陷不能有效化解这种紧张,致使女性犯罪增多。减少女性犯罪需要减少性别不平等现象,改革不合理的社会性别制度。 　　关键词:女性犯罪;社会结构失调;性别不平等;文化目标;合法手段 　　中图分类号:C913.68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0)15-0073-03 　　 　　女性犯罪,是指女性实施的犯罪。自有犯罪现象以来,就有女性犯罪。在中国,“文化大革命”以前,女性犯罪占犯罪总数的5%左右,20世纪七八十年代,占整个犯罪的6%~7%,现在则达10%~20%,数量直逼德国[1]。据我国司法部网站披露,从2000年底至2006年,全国在押女性犯人数净增了3.9万,平均每年增加15%,大大超过了在押犯平均增长数[2]。严峻的发展形势使国内外研究犯罪学的学者对女性犯罪问题给予高度重视。在社会性别视角下,社会学相关理论可为探讨女性犯罪现象增多这一社会问题提供一些借鉴。 　　一、犯罪分析的理论架构 　　关于女性犯罪的研究,多是从女性个体的生理、心理、感情等方面进行剖析,而李斯特认为,犯罪原因大部分在社会,研究犯罪原因就必须研究社会缺陷,他提出,“最好的社会政策,也就是最好的刑事政策”的著名论断[3]。施蒂芬也认为妇女处于不利的地位,在实施犯罪行为的妇女那里,可以发现她们社会化的缺陷和结构失调。他指出,少女和妇女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关系的破坏,会导致行为的失调和引起犯罪行为[4]。由此可见,社会化和社会结构可能引起女性犯罪增多。 　　社会学家默顿提出的社会结构紧张理论,从宏观社会结构层面研究犯罪的社会原因。他认为,人类行为受社会规范的制约,而社会结构失调则会产生社会反常状态和失范的反社会的行为。社会结构的两个重要因素,一是明确的文化目标,二是达到文化目标的社会规定的合法手段。二因素相互作用,文化目标和实现目标的合法手段相一致就会达到平衡的状态;如果所处社会规定的文化目标和实现目标的合法手段之间相脱离形成社会结构失调,就会出现社会反常状态,产生越轨行为和犯罪。人们在社会中分享共同的文化价值,文化价值为社会树立起发展的目标,同时社会也为人们提供制度化的合法手段,统治者通过思想文化、道德观念等把其文化目标灌输给他们的成员,同时把控制性规范即可以被利用的制度化的合法手段提供给他们的成员,要求其成员为实现文化目标而奋斗[5]。 　　在这一理论中的两个变量,一是文化目标,二是合法手段,任一变量的变化都能导致社会结构的失调,在社会中淤积紧张能量,从而引起因变量犯罪率的增高可以发现[5]。用这一理论分析当前中国社会的女性犯罪率增高的现象,可以发现其核心概念是因变量犯罪率,中间变量为紧张、化解。侧重社会宏观层面,其中,紧张是由于社会结构失调而淤积于社会的能量,由自变量意识价值与社会性别不平等表述;化解是紧张能量的合理性释放,表现为有利于紧张能量释放的关键性社会因素,由自变量制度规范表达。 　　二、当代女性意识逐步形成并增强 　　当代中国社会正经历社会体制、社会结构,以及社会发展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封闭性社会向开放性社会的转型。市场化是社会转型的核心,市场经济唤醒了个人主体意识,增强了自主意识和平等竞争的观念,同时,西方女权/女性主义的性别理论、性别意识的传播,使众多女性逐步增强了自我意识、主体意识、平等意识,自尊、自强、自信、自立的价值观念正在形成。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显示,女性较以往更重视自我意识,强调主体意识,渴望自由,渴求在社会生活中找到自食其力的位置,以实现自身尊严和价值。 　　三、目前事实上的性别不平等 　　性别分层是社会分层的重要形式,性别不平等是性别分层的表现形式。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和政府消除了男女不平等的制度性因素,从法律上确立了女子同男子一样享有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等方面的权利,但是还没完全具备在一个瓦解的性别分层系统中动员起来寻求利益的努力:增加非家务劳动角色的工业化;使妇女集中起来的城市化;中产阶级的壮大是较少家务拖累的妇女群体扩大;妇女从非家务劳动的角色中获得成功感与提高了的期望值;当提高了的期望值遇到现存性别分层体系中的阻碍时产生了相对剥削感;妇女对剥夺的集体经验;向中性化方向改变公众性别定义的意识形态影响[6]249。因此,依然存在事实上的性别不平等。这种性别不平等,不仅使男人和女人承担着不同的角色,而且这些角色受到不平等的评价和对待,致使男人与女人获得社会报酬的机会也不平等。 　　新中国成立以前及改革开放之前,性别不平等一直存在,但是女性犯罪率比较低,一是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