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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冀协同发展面临的供给侧问题及政策建议 　　京津冀协同发展是国家确定的三大空间发展战略之一，实施三年多来取得显著成效，各领域不断取得积极进展，向着协同发展的目标有力迈进。京津冀作为京畿重地，与长三角、珠三角并列为国内经济最发达的先行地区，不论是从国家首都职能定位的新要求，还是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来看，其在产业发展、城市功能、公共服务、生态环境、制度创新等方面都还存在诸多问题。这些问题从根本上来说是供给侧的问题，既有有效供给不足、无效供给过剩的问题，也有供给质量偏低、供给效率不高的问题。其中，产业发展和城市功能供给关系京津冀总体发展和谋篇布局，是重中之重，至为关键。 　　一、京津冀产、城协同发展存在五大供给约束 　　（一）经济发展失衡约束：环京津发展滞后态势尚未破局 　　在长期发展中，京、津两市对周边地区形成经济虹吸效应，各种资源要素不断向京津尤其是北京聚集，导致核心、首位城市产业过度集中，严重超出?Y源和基础设施承载能力。在循环累积因果关系作用下，京津两市对河北的极化效应远大于外溢效应，集聚区与非集聚区的发展差距很大、失衡严重，形成典型的核心―边缘发展格局。亚洲银行曾在研究中提出“环京津贫困带”的概念，这也说明京津周边存在严重的发展失衡问题。虽然京津经济外溢在局部上有一定效果，但整体上难以扭转地区经济发展失衡的态势，“北京吃不下、天津吃不饱、河北吃不着”的局面尚未有根本改观。 　　（二）产业协作断裂约束：区域产业发展缺乏链式协作 　　由于经济发展不平衡、产业梯级落差较大，京津冀地区尚未形成完整一体、有序衔接的产业发展链条。从发展阶段来看，北京已经进入后工业化阶段，属于典型的强“三二一”型结构。天津处于工业化后期，属于弱“三二一”型结构，产业具有重工业化、深加工化和高新技术化特征。河北处于工业化中期，属于典型的“二三一”型结构，以科技水平较低的资源消耗型产业为主。由于产业结构差异巨大，河北多数地区发展基础薄弱、产业层次较低，在承接北京优势创新资源的过程中，存在产业转移和承接能力脱节的问题。同时，受产业特性影响，京津冀地区能源原材料产业和一般加工制造业占比较高，产业分工链条短、辐射半径小、扩散能力有限，难以通过产业关联、产业协作和产业融合达到利益互惠，限制了协同发展的产业基础。 　　（三）创新潜能抑制约束：区域创新发展活力激发尚显不足 　　北京、天津创新资源富集，特别是北京具有一流的教育、科研和资金优势，汇集了全国最大规模、最高质量的科技创新要素，有条件、有潜力在创新驱动方面走在全国前列。但是，从科技成果转化情况来看，京津冀创新优势没有充分发挥出来，优质要素资源未能得到优化配置，科技成果转化效率较低，区域创新合作缺乏广度和深度。北京市50%以上的技术合同流向其他省区市，流向津冀两地的比例不大。2016年，在北京流向外省区市的技术合同中，津冀仅占9.88%，成交额仅占7.75%。受创新潜能抑制影响，京津冀地区许多行业依然处在全球产业分工体系的中低端，以技术创新为支撑的高附加值产业发展滞后，企业在国内外市场的竞争能力受到很大制约。 　　（四）城镇结构断层约束：城镇结构体系存在明显失衡 　　京津冀城镇结构体系不均衡，呈现两头大中间小的“哑铃”型特征，表现为超大城市过大、中小城镇太多、大城市过少，偏离理想的“金字塔”型结构。2015年，北京和天津两座超大型和特大型城市城区人口合计占京津冀地区的61.86%，仅北京就占到45.46%。在京津冀城镇结构体系中，从超大型、特大型城市向小城镇过渡的大中型城市严重缺少，300―500万人口的I型大城市数量为0，大中城市合计只有9座，占城市数量的25.7%。大中型城市在城镇体系中具有“二传”作用，其数量过少、对城镇体系的支撑不足，导致北京、天津与周边地区的小城市在发展上相互脱节、自我封闭，加剧了区域产业发展和功能融合中的层级断裂。 　　（五）城市功能不优约束：城市间功能统筹与衔接不够 　　由于城市功能布局不合理，京津冀城镇体系相比优势互补、功能衔接、互动融合的高水平城镇体系还有较大差距。目前，京津两大城市与城市群内其他城市的联系度不强，京津“孤岛”效应和周边“洼地”效应同时存在，周边城市无法有效通过功能衔接获得核心城市外溢，核心城市进一步发展难以得到周边城市的腹地支撑。受城市内生增长潜力、体制机制优势叠加等多方面影响，京津两个直辖市长期处于高强吸附时期，极化效应明显、功能不断积聚，并引发了一系列经济社会及资源环境问题。在北京，过多的一般性功能大量积累，在数量、规模、体量上已经超出首都城市的需要，如一些区域性批发市场布局不合理、占地面积大、客货流量高，导致城市运输负担加重、难以有序管理。 　　二、导致产、城供给约束的体制机制原因 　　（一）在发展主体上企业主体力量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