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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本的价值与收藏 　　摘要 内容经过较大增删重印的书，称为修订本。作者修订自己的著作，有学术和非学术因素之分；相对于初版本，修订本往往具有更高的学术价值和版本研究价值；重视修订本的收藏，可以保持图书馆藏书的连贯性和完整性。 　　关键词　修订本　价值　收藏 　　 　　图书从版次变更来看，有初版本和修订本。初版本专指第一版第一次印刷的书，内容经过较大增删重印的书，称为修订本、第二版或第三版。 　　作者对自己著作的修订大致有如下动因：有些学者将自己的研究成果著书立说，公开出版若干年后，对自己著作内涵的学术有新的见解，或发现有明显谬误需要修正的；有些辞书、百科类书籍，在第一次出版若干年后，需要根据社会生活的变化及科学技术发展的最新状况，对内容进行调整，增加新资料，删除陈旧的内容，重新修订出版；还有另外一种情况，作者对原著所作的修订，主要不是出于学术和艺术上的完善，而是非学术因素所致，这类修订本大都见诸于现当代的一些文学名著。 　　经过时间的沉淀和作者的修改，修订本的学术价值往往高于初版本。北京大学游国恩等人主编的四卷本《中国文学史》，初版于1963年，问世以后，即以内容全面、材料翔实、条理清晰、体例适当和写作态度严谨而赢得了读者的好评。以后的重印中，又不断有小的修改和两次较为重大的修订。世纪之交，在保持全书总体框架不变的原则下，又作了一次认真的修订。这次修订共计190多处，修改重要文字达600多处。从修订的内容来看，旧版设有页末脚注一项，用以并存异说，提供补证，校勘版本等，很有学术价值。这次修订，随着学术研究的深入，不仅增加了脚注，还特别注意将新的学术观点和于旧说有所匡正的考古发掘的出土实物情况纳入脚注中，以反映新的学术成果和不同的学术观点，这是修订工作最可称道之处；另外，由于时代的局限，旧版对作家、作品的评价有时存在着简单化的问题，行文时的用语也有一些地方值得商榷，这次修订，通过增补内容，使对作家、作品的评述更加全面公允；修改行文，删改了个别过于绝对化、政治化和现代化的语句，淡化了政治批评色彩；另于每册书后添加“参考书目”，以增大信息量。正是通过这次修订，使《中国文学史》与旧版相比，更具学习深度，更符合教学规律的要求，得到读者的普遍认可，在学界获得了很高的评价。又如叶圣陶、魏建功等创编的《新华字典》，初版于1953年，是一部很有权威性的辞书。半个世纪以来，曾先后进行了多次修订，其中被称为第9版的1988年修订本，对行文体例、字的注音、释义、义项的调整、例句的选择、标点符号等进行了大幅度修改，修改范围达三分之一；被称为第10版的2004年修订本，除了纠正第9版的一些错误外，还增加了有关环保意识的修订，使其成为这次修订中的一大亮点。学术研究是在不断的探索和积累中向前发展的，《新华字典》也正是在学术的前进和读者的关注中，经过多次修订，得到不断完善。 　　文学名著的修订是新文学领域里的常见现象，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修订本之多，修订本的版次之多，实为中国文学史、外国文学史上所罕见，甚至绝无仅有，特别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几乎是不修改就不能重印。因此，很多文学名著，如《家》、《子夜》、《雷雨》、《骆驼祥子》、《青春之歌》、《创业史》、《欧阳海之歌》等等，均有不同版本的修订本传世。其实，也并非所有的作家都愿意修改自己的原著。老舍在《我怎样写骆驼祥子》中曾明确表示发表过的作品不愿意修改；茅盾也说过“干脆不再重印”；《欧阳海之歌》的作者也曾对上面授意的修改不予理睬，但囿于当时政治文化的制导，或因作者当时心态的变化及认识水准所致，最终还是选择了对自己的原著进行修改、重印出版。例如《骆驼祥子》写了祥子的苦难生活和悲剧性命运，到修订本中，祥子却成了追求进步的劳动者；《创业史》的修订本，大量删掉了原著中的爱情描写，增添了“两条路线斗争”的内容；初版于1965年的《欧阳海之歌》，到1967年的“文革版”，把欧阳海学习《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改为批判《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并对全书结尾部分的“最后四秒钟”进行了重写，加进了几段伟人语录和诗词中的句子。这样的修订实在不胜枚举。像这类修订本，真正从艺术形态、结构方式等方面所作的重大修改不多，而普遍性地集中在以配合当时的政治要求而增删其内容，应当说，这样的修改是不成功的，但它却从另一个侧面，折射了那个时代的印记和鲜明的政治特色，透视了当时知识分子内心的隐秘和复杂的心态，对于后人了解和研究那段历史是大有帮助的，并可以从中得到有益的启示。 　　修订本在版本研究中的作用不容忽视。这是因为，修订本与初版本存在着差异，或者体现在学术上，或者烙着时代的印痕，或者反映了作者创作思想及为文心态的前后变化及运行轨迹，无疑存在着需要重新发掘的相当巨大的学术空间。当代有的学者正是以此作为自己的研究视角，借鉴古籍版本学中的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