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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法律素质提升必经递进路径探析 　　摘 要：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明确指出：人民是依法治国的主体和力量源泉。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公民的法律信仰是法治社会建设的基础支撑。但是从现实看，我国公民的法律素质与法治社会的要求差距甚大，法治社会建设的公民基础仍有待于继续夯筑。公民法律素质提升必经的递进路径可概括为：法律意识培育中仍需破解三种观念，法律遵守实践中需要推进三项工作，法律信仰坚守中应该体现三个维度。 　　关键词： 公民； 法律素质； 法律意识； 信仰 　　中图分类号： D621.5 文献标识码： A DOI：10.13411/ki.sxsx.2015.04.024 　　人民是依法治国的主体和力量源泉。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中的这两句话清晰揭示了依法治国的根基在于拥护和信仰法律的公民社会的培育。离开了这个基础，法治政府、法治国家、法治社会的建设可谓无源之水。但是综观现实，始于1986年的“普法”五年规划活动，至今已经进入“六五普法”阶段，历经三十多年的努力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公民头脑中的法律意识、言行中的法律遵守、发自内心的法律信仰与依法治国的主体要求还有非常大的差距，大量的社会现实显示当前公民对法律的观念认同度参差不齐，现行的法律条文亦没有能够完全被公民作为言行准则自觉加以遵守，距离拥护和信仰法律的公民社会的建成任重而道远。但是这些现象也正反映了我国法治社会建设需要解决的问题，在夯筑法治社会建设的公民基础时，从公民的法律意识到法律遵守再到法律信仰是中国法治社会建设过程必然经历的不同阶段，而且是一个渐次递进不可逾越的过程。基于此，笔者按照找准问题所在、抓住关键环节、推进建设进程的逻辑关系进行思考探讨。 　　一、法律意识培育中仍需破解三种观念 　　（一） “不懂”法律 　　观念是行动的先导，公民法律素质的基础首先在于树立法律意识。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的法治化建设遭到严重的破坏，公检法成了被砸烂的对象，人们头脑中的法律意识自然也随之荡涤殆尽。改革开放之后，在邓小平没有法制化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的指导下，中国的法治社会建设开始重新起步，对公民法律意识的培育具体而持久的举措便是始于1986年持续至今的“普法”五年规划活动，在文革结束的特定历史时期这一覆盖全民的活动具有启蒙式的“法律”扫盲运动性质。时至今日三十多年已经过去，但是“不懂法”的问题仍然存在。这里说的“不懂”有多种表现，一种“不懂法”是真正的“法盲”。主要是文盲（文化程度比较低）或居住偏远山区与外界信息交流不畅的群体，他们连接受基本的义务教育都不能保证，因而即使普法30多年也难以切实覆盖到这个群体。另一种“不懂法”是知道法律“这回事”，但是对法律的认识并不清晰准确，即只知皮毛，不知内里。这个群体不在少数，常常是已经违法甚至犯罪还浑然不知，比如习惯性地认为偷别人的东西违法，偷家人的东西不违法；伤害他人的身体违法，父母体罚子女、老师体罚学生造成身体伤害不违法等。综上，让法律意识在公民头脑中真正生根发芽，并与自己的生活对接融合这个过程仍然漫长而艰难。破解这一难题必须抓基础，仅仅对成人普法远远不够而且为时已有些晚，必须从儿童抓起，让他们从小就生活在公平有序的社会生活中，让法律意识的培育伴随公民个人成长并融入日常生活，法律意识自然会在大脑中烙下印记，法治社会建设才可能有基础。近日颁布的《关于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和社会体制改革的实施方案》中已明确提出2016年把法治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同时把法治教育纳入精神文明创建内容，这是夯实法治社会建设的基础性举措。 　　（二）无视法律 　　此类情况是对法律规定有一定的知晓，但是缺乏对法律的敬畏。比如腐败分子在受到法律惩处剖析犯罪根源时，忏悔中常常谈到一个共同的原因就是自己不懂法、法律意识淡薄所以走上了犯罪的道路，这个沦为笑谈的“不懂法”实质上是无视法律的体现。说到底在他们头脑中存在着法律对外不对内、对下不对上、刑不上大夫的意识，领导干部可以通过各种运作免受法律制裁或者重罪轻判现象的屡见不鲜，一段时期更加助长了党员领导干部僭越法律的行为。再比如民众头脑中“法不责众”的惯性思维根深蒂固，认为违法的事件只要参与的人多必然势众，政府出于稳定的考虑当事人就不会受到法律的制裁，这种法律约束个体可能有效但是面对群体则无效的“无视法律”的意识也是一种典型的无视法律的表现。因而违法的群体性事件就成为一些人非正当表达诉求的选择，想藉此逃避法律的制裁。 　　（三）法律工具论 　　顾名思义法律是为我所用的工具，不论是制定法律还是实施法律都是为了达到某个群体和个体的目的，法律成了为我所用、满足我需的手段与工具。[1]比如：曾经广受诟病的立足维护部门利益的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