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欣生活还有多少种可能.docVIP

张欣生活还有多少种可能 　　张欣的人生履历中。她亦是通过这种方式，转换了轨道。 　　 　　一路走来 　　 　　张欣的父母是旅居缅甸的中国移民，50年代回到北京，在外文局做翻译，她母亲曾给周恩来和邓小平做缅语和汉语的双向翻译。 　　1980年，14岁的张欣跟着母亲来到香港，栖身在一间极小的房子里，她分别在服装厂、电子制造厂等地方干最低级的工作。“什么时候我一个月能赚到1400块钱多好啊。”张欣对妈妈说。为了实现目标，她每天下了班都风雨无阻地去读夜校。 　　张欣在信差、办公室秘书兼财务等工作中缓慢前进，但是没有明显改善。一次，一个儿时的伙伴来到香港，对她说，“你现在的生活太糟糕了，你应该去英国。” 　　张欣带着积攒的3000英镑去了英国，开始了自己一生最重要的一段提升过程。她先就读于苏塞克斯大学，接着在剑桥大学攻读经济学硕士学位，这以后，张欣的履历光鲜耀眼，巴林银行、高盛、旅行者集团的投资银行家等等。 　　偶然的机会，张欣看到了潘石屹、冯仑写的文章，感受到他们的创业热情和理性思考，就希望有机会“一定要见见”，那时潘还只是海南万通集团6个合伙人之一。 　　在朋友的引荐下，她认识了潘石屹。那个场景许多杂志均有所记录，潘石屹穿着紫红色的西装，花领带，白皮鞋，戴眼镜，头发有点儿秃，非常瘦小。 　　事后张欣在接受《鲁豫有约》访谈时回忆关键一段：“回到香港后，突然潘石屹给我打电话说，‘今天我有时间，是不是你带我去一个叫天地书局的地方去看看书?’我当时觉得挺尴尬。后来我就说，咱们还是等着大家一起再去吧。” 　　潘石屹也不勉强，说那好吧，就一起见。从香港回到北京，潘石屹再次约她，这次她没回绝，一来二去，三天两头，他们就好上了。认识4天后，潘石屹就向张欣求婚。 　　张欣对鲁豫说：“我们都老大不小了，我那时候二十八九岁了，他也结过两次婚，离了两次婚，都不用像18岁那样，还得谈几年的恋爱。” 　　那时候的张欣，据说已经有了面对维多利亚海湾的房子和年薪超过百万的工资。而潘石屹是北京万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的一分子，那时候万通还尚未分家，国内的房地产行业也没有现在这样火爆。 　　 　　以退为进 　　 　　张欣放弃了华尔街的工作，搬到了潘石屹以前住的恩济花园，和潘石屹注册了自己的公司，张欣所有的朋友都认为张欣跳火坑了。那是1995年。 　　当时没人相信一个在国外生活了15年的半拉洋婆子，能和一个未出过国、一句英语不会说、满口甘肃天水口音、和人说话都要拿笔和本子以便别人听不明白时写出来的这样一个人结婚。 　　婚后两个人之间的分歧就显现出来了。张欣对《纽约客》回忆道，1996和1997年是她生命中最艰难的两年：她和她的丈夫每天吵架。 　　张欣和自万通时便跟随丈夫的老员工之间的关系电很脆弱，几乎没有什么人支持她对质量和细节的追求。每次当她否定了员工做的什么事情――她认为百分之九十九的工作“没达到标准”――都会得到同样的反应：“你不了解中国国情。” 　　开始，他向她低头。当时她找了新加坡政府公司(CIC)，前后谈了两年，把合同签下来，由他们投资做SOHO现代城。这中间有几个小公司来找过他们，要求一块一块地合作，都被她拒绝了。谁知合同刚签完，就赶上了东南亚金融危机，所有合同全部泡汤。 　　于是他彻彻底底不再相信她那套华尔街方式了。1997年她和他的分歧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1997年暑假，为了躲避这种难熬的局面，她单独去欧洲度假。结果发现西方的生活也不再吸引她了。她下定决心，如果现在不回中国，就永远也不回去了。她如果还要和潘石屹在一起，他们必须找到共同工作的方式。 　　她给他打了电话，他们谈了很久。她主动提出：“我辞职，你自己干。”而且，她说，她想要个孩子。张说，这是她一生中所做的最“理性的”决定。“这就好像我从背后狠狠地推了自己一把。” 　　张欣曾如此阐述她那段时间的心境，“我是不允许自己失败的人，工作不能，婚姻也不能。”她回到北京，很快就怀了孕，那是她第一个儿子，后来又有了第二个。 　　 　　建筑艺术推动者 　　 　　就这样，张欣从台前退到幕后，她再一次引起关注是在2002年，她获得了一个建筑业的奥斯卡奖――威尼斯建筑双年展“建筑艺术推动大奖”，因为“长城下的公社(Commune by the Great Wall)”这个项目。 　　美通卡办的旅游刊物《Departure》对它做了如下描述：“门口守着一个身着黑色制服、戴着红五星的门卫，这个形象让你愣一下：他的外表会让你想起‘文革’时候的红卫兵，然后你发现，即使他是红卫兵，那也是Armani式的――长城脚下的公社绝不属于劳动人民，而是代表着中国的有钱阶层终于开始用风格代替媚俗。” 　　2002年，建外SOHO以总销售额24.13亿的成绩名列北京房地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