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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经济民商法规制研究 　　【摘要】共享关系为民商事法律关系，行政规定如果忽视民商事法律关系以及其社会本源，不遵循民商法的基本理论，会导致诸多问题的产生。本文拟从民商法理论中所有权权能共享、合同欺诈与合同诈骗的区别，交通事故责任归责原则和保险法律制度构建等三个角度入手，对共享汽车行业提出一些科学管理建议，即行政管理不应过多干涉所有权权能共享，应对骗取补贴的行为进行规制，并明确交通事故归责原则、细化保险制度。 　　【关键词】共享经济 权能共享 合同诈骗 归责原则 保险制度 　　【中图分类号】 D923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8.01.011 　　对于共享经济的规制，不能只依靠行政手段。在民商法领域内，共享经济将商业行为带入到市民社会中，共享经济的许多具体行为应用民法理论进行分析。 　　行政管理不应过多干涉所有权权能共享 　　从经济学角度看，共享经济对待产权的态度是重使用权、轻所有权。从民法角度来看，则是注重最大限度发挥所有权的使用权能。所有权是指所有权人对其标的物全面的支配。不过所有权人的支配并不止于抽象的描述，而是以若干具体形式表现出来，学界普遍认为其权能主要包括占有、使用、收益、处分，除此之外还有五权能说[1]等。随着社会经济变迁，人口问题、环境问题日益严重，资源优化配置要求资源可以自由流动，避免闲置资源浪费。[2]所有权权能在合理利用资源以及资源优化配置中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其权能可以基于一定的法律事实分离，由他人享有，一部分形成限定物权，一部分形成租赁权、借用权等债权。[3] 　　共享经济中共享交通工具是发展较早并且比较完善的行业，共享交通工具主要是以共享机动车为主，在学界称其为“好意同乘”行为，是最典型的共享汽车行为，也就是现在共享平台中推出的“顺风车”“拼车”（以下简称“顺风车”）业务，通过共享平台搭乘“顺风车”的共享人不一定局限在分享人的社交圈中，也可能是陌生人。陌生人可通过分享进行社交活动，从而将彼此间的弱关系变为强关系，这也是共享经济的意义所在。共享平台中的“顺风车”被定义为好意同乘行为，其性质属于合同行为。双方在上车前均有合意，且合意具有法律效力。但是应当考虑到，此种合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客运合同，由于具有分享、互助的性质，分享人仅仅向共享人收取一定的燃油费用或者允许免费搭乘，因此分享人承担的义务少于客运合同驾驶员。不过，合理注意义务、适当驾驶义务等关系驾驶员和乘客生命安全的义务不得免去。若分享人（车主）无法进行分享或者在分享过程中因紧急事由或特殊原因等不能按照承诺送达共享人（合乘乘客），不会像客运合同司机一样承担法律责任。“顺风车”是“互联网+”背景下的好意同乘行为，即分享人向共享人分享其汽车的所有权中的使用权能，而这种行为的目的是分享而非?I利。 　　在各地市出台的预约出租车规定中，对于“顺风车”的次数和地点的限制，对应民法进行了量化的行政规制，其规制的对象是私家车所有权人的使用权能，不免有侵犯分享人所有权之嫌。分享人对自身财产享有所有权，对其车辆享有绝对的占有、使用、支配、收益等相关权能。作为车辆所有人当然有权分享其所有权权能，选择结伴出行，只要是符合“分享权能”的条件均应被允许，并不受出行次数和地点的限制。但是，对于那些假借“顺风车”之名进行营运的行为，应当进行严厉的监管。这种行为不仅破坏了客运管理秩序、逃避监管和纳税义务，更重要的是破坏了共享经济所建立起来的人与人之间相互帮助、相互信任的良好社会关系。因此，对于顺风车的规制应当宽严相济，对真正的分享人应进行鼓励，出车次数可以不做过多限制；而对于地点应当取消限制，由于城市定位系统更新不及时或者定位不准，半径一公里的范围并不能保证每次的精准定位，会造成很多不必要的处罚和申诉，甚至起诉等繁琐的程序。对于规制的重点，笔者认为，应区分真正的“顺风车”和假借“顺风车”之名进行营运的车辆，并对“假顺风车”采取较为严厉的处罚措施。具体可采用顺风车最高价限制制度，即限制合乘最高价，具体价可自行合意，甚至可以免费搭乘，但不得高于最高价格；用科技手段对顺风车的行驶进行实时监控，利用大数据筛选出疑似“假顺风车”，对其进行重点监控并给予警告；完善平台反馈机制，对乘客投诉及时处理，一旦有关于假顺风车的投诉，先责令其停止使用平台，再进行调查。 　　对合同诈骗行为进行规制 　　合同诈骗是共享经济，特别是汽车共享中比较常见的一个问题，不仅涉及到民法上的合同欺诈，而且有可能涉及到刑法上的合同诈骗。所谓的汽车共享中的诈骗，又称“专车诈骗”，常见于平台上的专车和快车。共享汽车平台公司会给予专车、快车驾驶员一定的补贴，且补贴数额较高，这是平台为了鼓励驾驶员使用平台进行专车分享的一种机制。其实质上是网络预约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