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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合拍片木棉袈裟象征性社会互动若干思考 　　[摘要]本文以合拍片《木棉袈裟》为研究对象，以象征性社会互动理论为切入点，从内地与香港的传播互动行为和传播互动效果两个层面论述合拍片《木棉袈裟》中内地与香港的象征性社会互动，以此试探此影片对中国电影传播史的贡献。 　　[关键词]木棉袈裟；传播互动；合拍片 　　[中图分类号]J9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738(2011)02-0060-03 　　 　　合拍片兴起于二战结束后的欧洲，随着经济的发展，全球一体化的加快，跨国、跨境制作开始引领世界的潮流。中国电影业与境外(含港台地区)的合作制片，逐渐形成一定文化传播规模并具有合力结构的产业，其中，内地与香港地区合作极为密切，合拍影片也最多。 　　1979年10月在第四次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邓小平代表党中央在祝辞中肯定了“文化大革命”前17年的文艺路线基本是正确的，他在祝辞中总结了历史的经验教训，纠正了过去提出的“文艺服从政治、文艺从属政治”的偏颇说法，并重申必须坚定不移地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80年代，中国电影已进入了一个蓬勃发展的新时期。1984年，福建电影制片厂和香港嘉民营业公司合作拍摄了内地真正意义的第一部合拍片《木棉袈裟》，而之前李连杰主演的《少林寺》，由香港中原影业公司一家摄制，内地相关部门仅提供支持，《木棉袈裟》是继《少林寺》后，第二部让中国武术迷疯狂的影片，国内票房高达1.4亿，在当时的中国电影史上，其票房仅次于老电影《红楼梦》。如此，《木棉袈裟》在整个电影传播史上有着积极的作用，特别是在内地与香港的互动传播上，有着其内在的深层意义。 　　 　　一、象征性社会互动 　　 　　象征性互动理论的倡始人是20世纪初的美国社会心理学家G.H.米德。60年代以后，美国学者H.G.布鲁默、T.西布塔尼、R.H.特纳等学者进一步发展了这一理论。象征性互动理论把人看作是具有象征行为的社会动物，把人类的象征活动看做是一个积极的、创造性的过程，而且对理解现实的社会生活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象征性社会互动，指的是人与人之间通过传递象征符和意义而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的过程。它首先是一个互动双方通过象征符来交流或者交换意义的活动。被交流或交换的意义，对传播者而言是他为发出的符号赋予的含义和对符号可能引起的反应的预想；对接受者而言是他对传来的符号的理解、解释和反应。因此，传播过程中的意义，在本质上只有通过交换才能成立，才能产生社会互动的效应。在影片《木棉袈裟》中，从制作到影效都存在大陆与香港互动的元素，通过人与人之间一系列的外在表征和内在意义而传递象征符、交换互动，赋予影片更加深刻的内涵，扩大了内地和香港共通的意义空间，加深双方的了解和互相信任，产生良好的互动效应。 　　 　　二、以《木棉袈裟》为文本的象征性社会传播互动 　　 　　笔者认为，象征性社会互动理论可分为两个层面。第一层面，即前层面，指传播互动行为的研究；第二层面是互动传播效果的研究，即后层面。承前继后，两层面呈递进的逻辑关系，共同构建成为象征性社会互动。在《木棉袈裟》这部影片中，两个层面凸显，赋予其更深刻的时代意义。 　　另外，要研究《木棉袈裟》中的传播互动，必须在当时大的社会互动前提下进行。文革结束后，中国政府在政治和经济的诸多领域推行的改革开放政策为电影国际化(区域化)合作拓宽了空间，包括香港在内的境外电影机构争相来到中国内地寻找机会。由于内地与香港在地缘性以及历史文化传统上的渊源，香港电影机构在合作优势上自然得天独厚。一方面，基于意识形态上的一致性，香港左派的电影公司继续享有合作拍片的政策优惠；另一方面，从香港移植而来的功夫片在内地市场上大获成功，以功夫片为代表的港产合拍片成为了八十年代最受欢迎的合拍类型。 　　 　　(一)《木棉袈裟》中的传播互动行为 　　结合合拍片《木棉袈裟》，以内地和香港为研究对象的两个方面，可以发现影片中大量存在传播互动行为。 　　1.电影制片厂的互动 　　当今谈起合拍片，再司空见惯也不为过了，这是现在电影业的普遍状态。如果把时间推回至80年代，那可是影坛大事，是轰动全国的大事。据时任福建电影制片厂厂长的吴彤回忆，与《木棉袈裟》结缘，过程还是相当艰难的。当时吴彤得知香港有个影片公司打算在内地找个电影厂合作拍武侠片，问是否有意合作，吴彤立刻答应下来。吴彤说：“在那个年代，人们对很多新东西都害怕”。正是在1984年，福建电影制片厂和香港嘉敏影业公司合作，打破了香港与内地在真正意义上没有合拍片的局面。1980年李连杰主演的《少林寺》，有香港中原营业独家摄制，参与的内地相关部门仅提供支持，这不是两地电影制片厂的互动，也不能算做是两地的第一部合拍片。 　　从两大电影制片厂各自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