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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君权与中国古代知识分子身份意识理性思考 　　知识分子身份意识的成熟必须符合两个基本要求：一是该群体拥有身份的自明性；二是该群体必须获得话语的合法权。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由于对权力的依附性，其身份意识的成熟是伴随古代专制体制的成熟而成熟，其话语的合法权需要君权体系给予的话语空间。因此，古代知识分子身份意识的成熟有待于古代政治体制确立“与士共治”的管理理念和以士人为主体的文官政治管理模式。 　　[关键词]古代知识分子；身份意识；君权；自我超越 　　[中图分类号]K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06)12-0092-04 　　李 娟(1952―)，女，江西丰城人，江西科技师范学院副教授；付以琼(1971―)，女，江西南昌人，江西科技师范学院讲师。(江西南昌 330013) 　　 　　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是一个伴随古代君主专制体制消亡而逝去的知识群体，也是一个以现代知识分子(指传统的自由知识分子，不包括葛兰西所说的有机知识分子，以下皆同)前身的身份，存在于知识分子历史进程中的文化群体。在知识分子的演进过程中，他们曾浓墨重彩地抒写了这一群体的自身特质和历史使命，特别在规范中国古代社会的伦理结构、政治制度以及价值追求等方面，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为中国的文明和进步留下了诸如科学态度、理性精神、自由人格、社会责任感等宝贵的精神遗产。长期以来，人们对这一群体进行了大量的探讨与研究，取得了骄人的成果。但是由于囿于当今学术界一致看法，人们忽略了对这一群体自我觉醒的理性探求，特别是古代知识分子是否具有成熟的身份意识，其形成的条件有何特点，发展的轨迹有何规律等诸如此类的研究。本文只从君权与古代知识分子身份意识的关系入手，研究古代知识分子身份意识成熟中的一些规律性的现象。 　　 　　一 　　 　　知识分子是否具有成熟的身份意识，应该用两个基本指标来衡量：一是知识分子是否具备身份的自明性，即知识分子在确立自我意识时，能否发现并保持自我的独立性；二是知识分子是否拥有话语的合法权，即知识分子是否弄清了自己的发言身份、发言动机以及发言行为，从而外显知识分子身份的自明性。研究知识分子的身份意识，必须以这两个指标为起点，以这两个指标为归宿。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身份认同也不例外。 　　可以说现代知识分子身上所具备的一些基本特质，在古代知识分子“士”身上也同样存在，比如追求知识、传播思想、批判现实、建立并维护社会的基本精神价值、对社会公共问题保持强烈的兴趣等。尽管如此，当代学者一致认为，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是一个缺乏自明性的群体。比如，当代学者邓晓芒认为：“传统中国知识分子的根本毛病在于对权力和政治的依赖性，即使在他们对权势者进行批判时，这种依赖性也以种种方式表现出来。”[1]蒋书丽说：“当官与保持自我独立一直以来就成为中国读书人的难以解开的结。”[2]而许纪霖的表述更为直截了当：“知识分子作为一个阶层无论在社会意义上还是思想意义上，远远不是一个自明的社会群体，……如中国古代的‘士’，就是依附在皇权体制下，成为‘士大夫’的。”[3]三人从不同的角度一致指出中国古代知识分子非自明性的客观实在性，同时又强调指出形成古代知识分子非自明性的原因，是对政治权力的依赖，以及这种依赖的绝对性，隐约地透露古代知识分子非自明性的实质。一句话，这些学者都抓住了古代知识分子致命的“软肋”，这就是对权力的依赖。可是按照现代知识分子的理论，“独立身份”是知识分子概念的核心，是身份认同的第一标记。关于这一点，只要读几条当代中外学者对知识分子本质特征的看法，就可以一清二楚了。知识社会学的创始人曼海姆认为知识分子是“自由的飘浮者”[4]、美国著名学者萨伊德将知识分子理解为精神上的“流亡者”和“边缘人”[5]、殷海光觉得“一个知识分子的心灵必须有独立的精神和原创能力”[6]，这些研究者的表述各不相同，其共同的一点就是知识分子都是以身份的独立为根本。所以，当代学者对古代知识分子身份的定位是有一定道理的。 　　然而任何事物都是矛盾的集合，任何事物的发展总是在二律背反中进行。以现代知识分子的理论为参照系，观照古代知识分子的身份认同，其非自明性是明显的，也是绝对的。但是将古代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独立的体系，站在知识分子变迁的历程中反思这一群体，毫不夸张地说，它始终存在一个不断自明的过程。这是由人的本质所规定的。马克思说：“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把自己全面本质据为己有”[7]。马克思这番话告诉人们：在人类的社会实践中，挣脱现有条件对自身的束缚，追求个体的独立，自由地实现自己的本质力量是人与生俱来的天性。换一句话说，不断自明是人类固有的本质特征。这一来，我们可以有理由地说，作为依附于皇权的古代知识分子，从他依附的那天起，就开始了摆脱束缚、追求独立的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