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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吐蕃告身制度几个问题 　　本文运用敦煌汉、藏文文书和传世史籍对吐蕃告身制度进行探讨，认为吐蕃告身制度是吐蕃王朝在其自身传统做法的基础上，对唐朝官员的服饰制度和告身制度进行借鉴模仿而成。吐蕃给平民百姓授予木质写有文字的告身khram，用以辨别身份、区分贵贱。在敦煌汉文文书中，khram被称为牌子。另外，吐蕃王朝还授予中下级官员大藏(gtsang chen)、果藏(sgo gtsang)之位，这两种职位也是告身，它们与藏族传世史籍记载吐蕃授予作战勇士的铁文字告身相类似，有可能就是铁文字(lcags yig)告身。 　　关键词：吐蕃告身 牌子 大藏 　　作者陆离，武汉大学历史学院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博士后研究人员。地址：武汉市，邮编430072。陆庆夫，兰州大学教煌学研究所教授。地址：兰州市，邮编730020。 　　关于吐蕃告身制度，山口瑞凤、陈楠、赵心愚先生先后有专文研究，笔者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有关问题再做一些探讨，略陈管见。 　　 　　一、吐蕃告身制度的渊源 　　 　　吐蕃告身制度是吐蕃王朝授予本部及被征服地区各级官吏和平民百姓的写有文字的饰章，有大小玉(瑟瑟)、大小金、大小金间银(颇罗弥)、大小银、大小黄铜、大小红铜、铁等种类，用以标明身份，区分贵贱，而且可以世袭。 　　藏族史籍《贤者喜宴》对松赞干布时期制定的告身制度有详细记述，提供了珍贵史料。据该书记载，吐蕃社会各级成员分别被授不同等级的文字告身，其具体情况为：大贡论，大玉文字告身；次贡论、大内相，小玉文字告身；低级贡论、次内相、决断大事等三者，大金文字告身；低级内相、次噶论，小金文字告身；低级噶论，颇罗弥告身；寺院阿阁梨、持咒者及高低级权臣，大银文字告身；保护王臣身体的苯教徒、侍寝官员、管理坐骑人员、堪舆家、保卫边疆哨卡者及守卫宫廷最高处者，小银文字告身；父民六族，青铜告身；东本、如本，铜文字告身；作战勇士，铁文字告身；一般属民，灰白色硬木并画以水纹的文字告身。 　　该制度与唐朝告身制度有所不同，唐朝告身是写在纸上的文书，是唐代授官之符，写有受官者的姓名、籍贯、授予的官爵名号等内容，类似于后世吏部所发的补官文凭以及近代所用的委任状，源自南北朝时期。唐朝告身有“官告”、“勋告”之分，二者并无格式上的区别，只有因品级不同而有册授、制授、旨授、敕授之别。唐朝吏部专门还设置了书写告身的急书官用来酬勋授官。藏族史籍《贤者喜宴》则记载，文成公主远嫁吐蕃时，“唐太宗即将一切利益安乐之源――释迦牟尼佛像，众多珍宝仓库、宝库、金玉所制之告身文书……为使吐蕃王感到稀奇，而将上述诸宝赐予文成公主”。陈楠先生认为《贤者喜宴》中提到的“金玉所制之告身文书”应当是指唐朝三品、五品以上官员所佩带的金玉饰物。松赞干布迎文成公主于河源，“见王人，执子婿之礼甚恭。即而叹大国服饰礼仪之美，俯仰有愧沮之色”。在唐蕃频繁交往中，吐蕃人仰慕唐朝官员的服饰，加以借鉴模仿，制定了吐蕃告身制度。 　　实际上据敦煌吐蕃历史文书P．T．1287《赞普传记》记载：早在松赞干布之父囊日松赞(gnam rl srong btsan)赞普执政时期，赞普就曾任命尚囊(zhang nang)为论布(blon po)之职，赐于rngul gyi pug bu chung，以为官职标志。王尧、陈践和黄布凡、马德先生都将其译为小银告身。。实际上古藏文“pug”为“洞”之意，“bu”为词缀，“pug bu”即可引申为“环”，rngul gyipug bu chung即为“小银环”之意，与“rngul gyl yi ge chung”(小银告身)的含义不同。所以笔者以为，吐蕃本来就有给官员授予不同规格的金、银等质地的环状饰物为身份标志的做法。 　　据《册府元龟》卷961《外臣部?土风三》记载：“大略其官章饰有五等：一谓瑟瑟，二谓金，三谓金饰银上，四谓银，五谓熟铜。各以方圆三寸褐上装之，安膊前以别贵贱。”可知吐蕃所颁发的告身具体形状为方圆三寸左右，是可以佩在胳膊上的牌状物，质地按持有者的官位级别分为玉(瑟瑟)、金、金银合金、银、铜等。吐蕃各级告身之上都写有文字，内容当是该告身持有者的姓名、官职等内容，这与唐朝的告身――授官之符――有相同之处。而且在当时吐蕃统治下的敦煌地区，在汉文中就直接将吐蕃的这种制度称为告身，如莫高窟第144窟东壁吐蕃时期供养人题记为“夫人蕃任瓜州都□(督)□仓□曹参军金银问告身大虫皮康公之女修行顿悟优婆姨如祥□(弟)一心供养”。可见吐蕃告身制度与唐朝告身制度还是有相类似之处的。故此笔者以为，吐蕃告身制度应是在其给官员授予不同规格的金、银等质地的环状饰物为身份标志的传统做法的基础上，对唐朝官员的服饰制度和告身制度进行借鉴模仿而成。 　　该制度借鉴唐制又有自身特色，是吐蕃王朝的一项重要制度，对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