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高等学校自主权法律性质争论及思考.docVIP

关于高等学校自主权法律性质争论及思考 　　摘 要:高等学校自主权法律性质的判定是构建高校权利合法#65380;合理行使的判断标准,建立高等学校自主权的法律保障和规范机制的前提#65377;教育法学界围绕此问题展开了诸多争论,本文评析了主要观点并指出了进一步研究的方向#65377; 　　关键词:高等学校自主权;法律性质 　　我国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始,伴随着《教育法》和《高等教育法》的颁布,教育法学界开始了对高等学校自主权法律定性问题的初步探讨,而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高等教育领域中学生诉学校的案件接连涌现,从而对高校自主权的法律性质及界限问题提出了诸多质疑,出于对司法实践的回应,高等学校自主权的法律性质问题更是成为教育法学界研究的热点和争论的焦点,笔者现就主要观点进行评析#65377; 　　 　　一#65380;公/私权维度的划分 　　 　　高等学校自主权是公权亦或私权?不同的判断决定了对高校自主权进行规制时所适用的法律原则的不同,决定了高校自主权行使的合法性的标准及其法律纠纷解决途径的差异#65377; 　　 　　(一)公权力论 　　多数学者认为高等学校的自主权主要是一种公权力,但立论的依据各有不同#65377;如有学者从我国高校自主权的来源入手,认为政府行使的权力属于公权,法人行使的权利则属私权,而我国高校自主权来源于政府放权,因此,高校办学自主权主要是“教育权”,是国家公权的一种(刘冬梅,2000)#65377;此种说法在学界有一定的代表性,但笔者认为其逻辑推理并不严谨,它忽视了企业的经营自主权其实也是权力高度一体化的计划经济体制打破后由政府放权而来,但却属私权性质,从而将权利的实然来源与应然的法律性质相混淆#65377;并且“教育权”是一个法律性质很模糊的概念,既便是“国家教育权”,其内涵也分为举办权#65380;办学权和管理权三个层次,作为办学主体的高等学校,其权利性质并不必然与“国家”的举办权和管理权性质相一致#65377;从行政法学理论来看,不能认为凡属“国家”的权利皆是公权力,如国家以“财产主体”的身份站在与私人同样的法律地位,从事的“国库行政”行为便主要适用私法#65377;[1] 　　有学者认为高等学校自主权是高等学校依据教育法的规定而享有的法定权利,教育法属公法性质,因此高校自主权在性质上是公权力#65377;并且此点已有司法判决予以认可#65377;在田永案中,北京市海淀区法院从学籍管理是教育法赋予高等学校的自主权这一规定出发,认为行使这一权限的行为是一种特殊的行政管理行为,将高等学校自主权定性为一种公权力(申素平,2003)#65377;但这里的问题是教育法是否属公法性质,教育法学界尚未达成一致#65377;即便教育法属公法性质,也并不意味着教育法中的所有条款所设定的所有权利都具有公法性质,如《高等教育法》第38条规定“高等学校对举办者提供的财产#65380;国家财政性资助#65380;受捐赠财产依法自主管理和使用”,此项权利显然属私权性质#65377; 　　而田永案中,法官首次运用行政诉讼法中的“法律#65380;法规授权组织”条款来论证高等学校具有行政主体地位,对司法实践产生了重大影响,“法律#65380;法规授权组织”理论进而也成为论证高校自主权公权力属性的主流理论,但该理论的运用也遭到了部分学者的质疑,如沈岿先生认为在田永案判决书以及之后的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中,法官直接引用《教育法》#65380;《学位条例》的相关规定便径直得出北京科技大学颁发毕业证#65380;学位证的权力及学籍管理权是法律所授予的一种特殊的行政管理权,其中的逻辑论证显然不足#65377;问题的关键是一些法律#65380;法规在授予特定组织权利时,并未明确权利的属性,许多营利性组织(如企业)和非营利性组织(如村民委员会)的自主经营权利#65380;自治权利都是法律法规授予#65377;[2]由此看来,要证明法律#65380;法规授予的权利是公权力,还需要从公权力的根本属性和公私法区分的源头来进行深入的分析#65377; 　　有许多学者在此方面进行了努力,湛中乐教授认为教育法法律条文中虽然并没有区分“权利”和“权力”,但高校的招生权#65380;学籍管理权#65380;颁发学业证书权等具有明显的单方意志性和强制性,符合行政权力的主要特征(湛中乐,2003)#65377;朱世宽法官认为高校颁发学历和学位证权力的行使是单方行为,无需征求相对人的意见,更不能与相对人协商,颁发“两证”的主体与获取“两证”的主体之间不是平等主体的民事法律关系,而是行政法律关系(朱世宽,1999)#65377;申素平认为高校的招生及其日常的教育和管理活动也是通过国家的授权,运用优越于教师#65380;学生的权力进行管理,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