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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高职学生网络依赖现状调查与分析 　　摘要：在界定“网络依赖”、“高职学生”等概念的基础上，以北京市五所高校的238名高职学生为被试，通过调查问卷的方法，掌握高职学生网络依赖的现状，并运用SPSS等工具对网络依赖的个人差异性进行分析，得出如下结论：高职学生的网络依赖问题相当严重；不同性别高职学生的网络依赖程度存在统计学意义上的非常显著差异；不同年级高职学生的网络依赖程度存在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差异；不同专业类别高职学生的网络依赖程度不存在统计学意义上的差异。 　　关键词：高职学生；网络依赖；差异性分析 　　 　　互联网的产生开阔了大学生的知识视野，拓展了大学生的求知手段与交往时空，给大学生的学习、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但毋庸置疑的是，它同时也给某些大学生的健康成长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网络依赖就是典型表现之一。近年来，媒体报道的大学生因过度上网沉迷网络而导致学业下降甚至退学、精神抑郁、轻生的事件屡见不鲜。鉴于此，对高职学生网络依赖的状况加以调查分析显得尤为迫切。 　　 　　研究现状与不足 　　 　　大学生是网络依赖的易患人群，通过文献检索，笔者发现许多研究者对大学生网络成瘾方面的问题进行了较为广泛的研究与探讨。如谢勒（Scherer）在1997年的研究结果表明，13%的大学生对网络有使用过度的现象，而且产生了负面效应。国内学者的研究表明，有网络依赖倾向的大学生占被试总数的9.6%。另有调查表明，出现严重网络依赖倾向的大学生占被试的5%。绝大部分研究都将大学生、中学生以及一般青少年作为研究对象，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多以理论分析为主，实证调查研究略显不足。也有部分研究者通过量化数据论述观点，但对于数据的使用多限于现象描述与频数对比。 　　对于“网瘾对大学生的负面影响”这一问题的研究是有价值的，但笔者认为仍存在以下不足：（1）随着网络从硬件到软件的突飞猛进的发展，加上大学生群体鲜明的时代特点，用两三年前的数据已无法准确反映当前的网络环境对大学生的负面影响（文献中的数据多集中于2004年以前）。（2）高职学生是大学生中的特殊群体，在学习动机、知识结构、教学侧重点、培养目标、教学计划等诸多方面与本科生有所区别，因此，对大学生整体所做的研究及其结果不能准确而全面地反映出网络依赖对高职学生的负面影响。（3）网络成瘾与网络依赖是不同的概念，已有的研究主要是将网络成瘾的学生作为研究对象，而没有反映出处于网络成瘾边缘及存在不同程度网络依赖倾向的高职学生的情况。 　　 　　网络依赖的含义 　　 　　在已有文献中，很多研究并没有对“网络依赖”与“网络成瘾”的概念进行严格区分，从表面上看二者有很多相似之处，甚至有的研究将二者视为同义词交替使用。国外对网络成瘾的研究始于上个世纪末，网络成瘾（Internet Addiction Disorder 简称IAD）的概念最初是由美国心理学家高登伯格（Ivan Goldberg）提出的，随后美国匹兹堡大学的杨博士（Kimberly Young）对网络成瘾进行了比较全面的研究，他将“网络成瘾”定义为由于过度使用互联网而导致个体明显的社会心理损害。而R.A. Davis主张以病态网络使用（Pathological Internet Use，简称PIU）概念取代网络成瘾的提法。无论是IAD还是PIU，都采用两分法得出鉴定结论，即是或不是“网瘾者”。然而沉溺于网络的人群确实存在中间状态，简单地将其归为两类是不科学的。 　　综合已有文献对“网络依赖”这一概念的使用情况，笔者认为，“网络依赖”这一概念存在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的网络依赖主要是指上网者出现了类似“网瘾者”的症状，但却未到“网瘾者”的程度。而广义的网络依赖则可根据不同的网络依赖程度区分上网人群，网络使用的正常群体与网络成瘾群体是网络依赖程度的两个极端。 　　 　　研究设计 　　 　　研究方法与工具本研究所使用的调查问卷是由清华大学教育研究所樊富珉教授等以台湾学者陈淑惠等人编制的中文网络成瘾量表（CIAS-R）为基础修订的大学生网络依赖测试量表构成的。该量表经检验分析，在北京市大学生群体中有较高的信度，并在各因子水平上与原量表的解释保持了较好的一致性，在效度检验中，该量表与Kimberly Young 制定的网络成瘾诊断问卷及Morahan-Martin制定的病态网络使用量表（PUS）的相关系数均较高，表明该量表具有较好的效度。该量表包括四个维度，分别为强迫性上网及网络成瘾戒断反应、网络成瘾耐受性、人际与健康问题、时间管理问题等。该量表由19个题目构成，采用利克特四点计分方式，以最终得分多少衡量网络依赖程度。采用EXCEL 2003和SPSS11.0对问卷进行数据统计及差异性、相关性分析。 　　研究对象本研究选取了北京市5所高校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