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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文学史撰写方式思考 　　他看了几页《伦理学纲要》，想学生在这地方是买不到教科书的，要不要把这本书公开或油印了发给大家。又一转念，这事不必。从前先生另有参考书作枕中秘宝，所以肯用教科书；现在没有参考书，只靠这本教科书来灌输知识，宣扬文化，万不可公诸大众，还是让学生们莫测高深，听讲写笔记吧。 　　熟悉小说《围城》的读者一定看出来了，上面这段文字说的是三闾大学副教授方鸿渐。笔者也在大学里教书，虽然教的是《中国文学史》而非《伦理学纲要》，所遇到的情况却是方鸿渐早就预料到了的：授课的内容如果与教材里一样或者差不多，可能就有学生提意见：“老师，你讲的教科书上都有！”假如讲了些教材里没有的东西，学生就会听得有些滋味，甚至还会觉得这位老师有些水平。 　　所以，一个受学生欢迎的老师得有“枕中秘宝”，而且多多益善。至于教科书，反倒是可有可无的了，尤其是在学生能够读懂教科书的情况下，那上面的内容讲了还不如不讲。对于学生来说，如果没有教科书，那就“听讲写笔记”，再多到图书馆读“参考书”，学习也不会差。因此，教科书的存在，似乎没有多大的意义。 　　别的科目不敢妄言，这里且说笔者曾经学过和如今正在讲授的《中国文学史》。依据个人感受，如果没有读过原著，仅仅读过和背过教材，文学史就等于白学了，因为你所得到的仅仅是一堆无用的人名和书名。可是，就靠这点儿学问去考研，十有八九还能平稳过关，因为研究生试题基本上不出教科书的范围，而且用教科书语言回答问题绝不会出错。如此看来，教科书还是有其存在的价值：它对于考试特别有用。 　　不仅如此，目前文学史教科书的通行写法对于教师授课也颇为方便。有人称之为糖葫芦――一连串的作家和作品，也有人称之为数家珍――罗列历史上的重要作家和作品。而在章节安排上，往往是“一流”作家一章，“二流”作家一节，“三流”作家几个人合起来占一节或一段。授课者据此知道哪些作家作品值得一讲，甚至具体课时如何安排也可以由此得到启发。当然这种写法于学生考试也有帮助，看目录便可知道哪些是重点。 　　文学史著作的教科书功能似乎是与生俱来。上个世纪初，林传甲在京师大学堂讲授中国文学史，他授课用的讲义通常被视为第一部中国文学史著作。而此后涌现的一部又一部文学史著作绝大多数都用作大学教材，或者兼有教材的功能。尽管这类著作有便于授课、记忆和考试的好处，但对文学史著作的不满以及重写文学史的呼声，在很大程度上针对的就是文学史成了教科书。 　　作为教科书的文学史所招致的不满，至少有三：其一，貌似权威。文学史总是给人这样的印象：作者（教师）知道真实的文学历史，现在由他把真知传授给无知的读者（学生）。于是，作者（教师）如数家珍般报出一大串作家名单和他们的代表作，而文学史便以这些“家珍”的形式存在于读者（学生）的意识之中，他不必读《李太白集》或《杜工部集》就知道李白、杜甫是很伟大的诗人。其二，偏于保守。既然自我认同为权威，就不应该有失误，因而无论材料还是观点都力求采用学术界已经认可的，而避免把争论和失误带入教材，新的成果也就自然被排除在外。其三，仅为名家名著的历史。既然是“史”，历史的连续性就应该有所体现。但事实却是，教科书一般只涉及名家名著，所谓文学史成了名家名著的历史。在没有名家名著的时段，文学史一笔跳过，不留页码。这是否是历史的原貌，不能不让人怀疑。 　　文学史可以不这样写。它可以不以反映学术界已有的成果为主，而以探索的、尝试的面貌呈现出来；它可以不以名家名著为主，而以更为全面广泛的文学生态来建构文学版图。这样，文学史便不再是千人一面，千篇一律，而可以有多种不同的写法和面貌。按照出版社的惯例，作为教科书的文学史当署某某主编或某某编著，而个性化色彩较浓的文学史则署某某著，可以叫做专著。一般说来，专著的学术分量要重于教材。在很多场合里，它们的地位也有所区别，譬如笔者所在学校的科研部门就规定，专著每六千字折算为一个积分，而教材只能九千字（部级以上统编教材）或两万字（一般教材）折算为一个积分。 　　作为专著的文学史无疑在学术上更有价值，它在开拓研究领域、启发研究思路等方面具有向前延伸的多种可能。但问题是，在实际操作中，大量宣称“重写”的文学史，或者叫做文学史专著，仍然与文学史教科书没有实质性的区别。究其原因，固然有写作者学识的因素，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写作者的意识里总还是想把所写的文学史用作教材。 　　既然存了此心，必然要考虑到授课的方便。于是，再多好的想法，往往很容易被教科书的“权宜”所淹没。葛兆光先生就曾经谈到，他在写《中国思想史》的同时，也在清华大学开设中国思想史课程。最初他很想打破原来思想史教科书讲述的框架，不再按照以“人”为单元的旧章节来讲，也不再按照机械的背景、生平、思想程式来讲，而以思想史前后相续的思路来讲。可是讲着讲着，他就意识到这种讲法的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