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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词兼类问题 　　摘要：词的兼类问题一直是语法界的难点。许多学者都曾对兼类问题做过研究，但并未形成统一的观点。本文在参考前辈关于兼类词的研究基础上，又对兼类现象的动因、界定进行了分析，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关键词：兼类；活用；界定原则 　　 　　一、兼类现象的动因 　　 　　词的兼类是各种语言中都普遍存在的自然现象。是词类转变中表现出的一种特殊的语法现象，在非形态语言的汉语中更是普遍。兼类从本质上说属于语义引申，是通过对一个现有的语言符号的意义进行扩展，从而表示与其相关的另一个意义。人类世界是纷繁复杂、千变万化的。人类对世界的认识也是不断深入的，人类用语言表达新的认识时。总是喜欢选择自己熟悉的语言符号，通过语义引申来表示。这样语言掌握起来容易，并使有限的语言符号得到了高效的利用。例如： 　　1.这些广告牌漆着各种各样的颜色。 　　2.屋檐下两只燕子新絮了巢。(杨朔《三千里江山》) 　　上边两个例句中的“漆”、“絮”本是名词。但被说话人将其引申来表示事件，从而产生了动词的用法。在这里名词“漆、絮”显然已活用为动词。当然，这些语句也可以采用其他的表达方式，比如： 　　3.这些广告牌用油漆刷成了各种各样的颜色。 　　4.屋檐下两只燕子刚在巢里铺了很多棉絮。 　　与例1、例2的语句相比，这样的表达方式显得累赘、繁琐，不如前两例的语句简洁、形象。它们只不过是利用现有的词语，对其意义进行了适当的引申，从而表达了新的意义。这对于常用汉语的人来说，很容易理解，也不会增加人们认知处理负担。 　　在词类借用过程中，是基于人的一般认知能力的。人们在语言使用中，出于各种动机把一个词类的词引申为另一个词类的成员，这些用法开始都是临时的。但如果出现频率很高，就可能被固定下来，最终获得另一个词类的范畴。这是语言中很普遍的现象。 　　下面分析一下兼类形成的基础：词的活用。以及从词的活用到兼类发展的过程。 　　词的活用是语言中常见的，并且是古已有之的语言现象。如1 　　5.从左右，皆肘之。《左传?成公二年》 　　6.晋灵公不君。《左传?宣公二年》 　　“肘”和“君”在此都是名词活用为动词，“肘”义为用肘制止。“君”义为行君道。 　　7.三代不同礼而王。《商君书，更法》 　　8.晋军函陵。《左传，僖公三十年》 　　“2E和“军”在此都是动词，“Ei为“称王”之义，“军”为“驻军”之义。 　　例句中的“肘、君”都是词的活用，活用只是临时的、偶尔的借用，因修辞或某种特殊需要而形成的一种特殊的语法现象。例句中的“王、军”，开始也属词的活用，从对古文献资料的考察中发现，它们的动词义用得也很普遍，可见它们作为动词的用法在当时就已经稳定下来。可以说它们是动名兼类，这是在语言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变化形成的。在语言发展过程中，有一部分词的活用就渐渐地稳定下来，进而转变成了词的兼类。 　　词的活用最开始使用时应该是一种比较随意的行为，是为了追求某种特殊的需要，一旦离开这种环境就不复存在。如上文所提到的“肘”和“君”，还会被学者认为是语法错误，并且不被人们接受。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说它是活用，但随着同性质的词使用频率的增高、使用数量的扩大、人们的广泛认可，其临时意义就演变为一个固定意义，并具有了常用性特点。这样词的活用就逐步发展为词的兼类。可以说词的活用就是构成兼类的基础。 　　 　　二、兼类的界定 　　 　　兼类词有异型兼类和同型兼类。异型兼类是指词义不同但意义上又有联系的词。同型兼类是指词义相同有不同词性的词。 　　广义的兼类包括异型兼类和同型兼类。狭义的兼类只指同型兼类。关于兼类词的确定我们需要考虑以下原则：同一性、对立性、比例性。 　　 　　(一)同一性原则 　　这是判断兼类词的首要条件。同一性指音同、形同、义同。义同不是指“两种意义间有联系，或者二者在历史上有联系”，而是指在现代汉语这个平面上意义的相同。若词义不同而词类性质也不同，事实上就是不同的概括词，属于不同的词类，应该算作异型兼类词。比如：A：把门锁上。B：买了一把锁。A中的“锁”表示“用锁使门、箱子、抽屉等关住或使铁链拴住”，是行为动作；B中的“锁”表示“安在门、箱子、抽屉等的开合处或铁链的环孔中，使人不能随便打开的金属器具”，是指事物。他们词义不同，在词典中就是作为两个义项来描写的，应该概括为两个词。像这样的词，它们属于词义上有联系的异型兼类。对这些词，现在学术界的观点比较一致，没有什么可讨论的，关键问题是同型兼类。 　　例如：方便：A：这儿交通很方便。B：大大方便了顾客。正式：A：他是正式代表。B：我正式提出申请。研究：A：他研究中国的历史。B：他从事语法研究。这样的词。它们在A、B中意义是一样的，都应分别概括为一个概括词，需要进一步研究。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