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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诗歌创作与鉴赏若干思考 　　张三夕，男，1953年9月生于武汉，祖籍湖北鄂州。现任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文学研究所所长，武汉社会文化研究院副院长，国学教育与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历史文献学研究会理事。长期在高校从事中国文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倡导富有诗意的生活。已出版学术专著数种，其中独著《批判史学的批判》（台湾文津出版社1992）、《死亡之思与死亡之诗》（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3，台湾洪叶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6，书名改为《死亡之思》）、《通往历史的个人道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等，主编《东方文化与现代文明》（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中国古典文献学》（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等，参编《中国文学史简明教程》（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中国文化典籍选读》（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等。另在《文学遗产》、《文艺研究》、《哲学研究》、《中国文化》等杂志上发表论文80余篇，成果累计200多万字。 　　 　　1.孔子评《关雎》 　　 　　孔子评《关雎》是“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就诗歌情绪表达的适中和适度而言，孔子的诗评符合生理性健康要求，但就诗歌宣泄情绪有时需要激烈、尽兴而言，孔子的想法则显得有些拘谨。人们的实际爱情生活往往是“乐而淫，哀而伤”。鼓吹“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中国古典诗歌表达狂欢的精神性需求。 　　 　　2.治《诗》贵能以情度情 　　 　　治《诗》向来可分两派，一派侧重名物训诂，一派侧重以情度情。本师张舜徽先生在《清人笔记条辨》中肯定后者。先生指出：“古今虽遥，而人情不远，在学者善审度之。故治《诗》贵能以情度情，而超出名物、度数、训诂之外，慎思以通其意，此则宋贤之所长，而清儒之所短也。是以说《诗》必博关群言，而不可存门户之见。”先生治学，长于名物训诂，其《郑学丛著》、《说文解字约注》等著作可证。先生平时不大抒情做诗，常标举顾炎武“诗不必人人皆作”的观点，反对青年人将时间花在做诗上，尤不喜古代文人未老言老、无病呻吟，先生自己也一般不大谈诗。然而，观其此处治《诗》之论，可见老先生对诗与情之关系未尝忽略，似非不懂诗。先生甚至认为朗诵诗体（新诗）必代替旧体诗而起，立论和眼界颇为开通。 　　 　　3.王者之迹息而《诗》亡 　　 　　《孟子?离娄下》云：“王者之迹息而《诗》亡”。此论引发后人许多探讨。朱熹认为，“王者之迹息”是指平王东迁，政教号令不及于天下。所谓《诗》亡是指无《雅》为亡。有人认为，是指周王大一统时所推行的民间采诗制度因王政衰败而遭到废弃，因此导致《诗》亡。还有人认为《颂》声不作而《诗》亡。张舜徽先生在《清人笔记条辨》中指出，《诗》亡“但就《国风》而言，本无涉于《雅》、《颂》也”。我们究竟应在什么意义上理解《诗》亡？我们只能说《诗》的写作背景和结集制度“亡”了，而不能说诗亡。《诗》亡而诗不亡。 　　 　　4.《中国诗学通论》与《宋诗派别论》 　　 　　1979年10月至11月，我刚进南京大学读唐宋文学专业研究生时，读了两本程先生推荐的诗学方面的书，一本是范况的《中国诗学通论》，万有文库本，商务印书馆1920年版；一本是梁??的《宋诗派别论》，国学小丛书本，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前者有四章，分别为：论规式，论意匠，论结构，论指摘。后者分宋诗为一体十派：香山体，晚唐派，西??派，昌黎派，荆公派、东坡派，江西派，四灵派，江湖派，理学派，晚宋派。读这两本书感到民国时期的学者谈诗学问题，很注重技术层面的知识，对于初学者学习古诗或旧体诗很有帮助。如《中国诗学通论》第一章第二节第一项“拟乐府”说：“拟乐府非去前贤之作，摹拟字句，但取貌似之谓也。盖古人拟乐府诸作，各有命意在。同一拟，趋向则各殊。”然后分别六种情况介绍古人拟乐府的不同旨趣。第二章第三节第二项谈做诗的八字诀是“多读多讲多作多改”，并说：“作诗先问是非，后分工拙，初学须日课一首，或间日课一首。”所说虽非高论，但都是经验之谈，要做到也不容易。《宋诗派别论》开篇即云研究宋诗注重派别的重要性：“诗之有派别始于宋。欲论宋诗，不可不知其派别：盖一派有一派之方法，一派有一派之习尚，一派有一派之长短，一派有一派之宗主。”“元明以来，论宋诗者，多失于不分派别。”书中所论，有一些看法我并不太赞同，如是否存在一个“荆公派”其实是有疑问的。但是书中所论大多数派别已为后来文学史家所公认，只是梁??其人和他的《宋诗派别论》早已被人们淡忘了。民国学者的著作，有一些还有重读之价值。 　　 　　5.古诗笺注的方式及意义 　　 　　有的人读古诗的注本，往往觉得注家不厌其烦地把一些词句的来历或出处注出来，没有必要，过于烦琐，对于读者的阅读作用不大。朱自清先生在《陶诗的深度――评古直“陶靖节诗笺定本”》一文中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