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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时期的“东学西渐” 　　【摘要】晚清时期，在西学大规模进入中国的同时，中国文化也在走向世界。随着大批英美传教士来华，汉语学习成为一项备受重视的工作，各种字典也应运而生。在学习汉语的同时，他们创办了一系列外文刊物，在传播中国文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传播中国文化的最高成就体现在对儒家典籍的翻译上。他们在学习汉语、翻译中国典籍的过程中开始改变态度，对中国文化有了全新的认识。 　　【关键词】晚清时期 东学西渐 文化传播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十九世纪，来华人士通过编纂汉英字典，提升了人们对汉语的认知 　　十九世纪，随着大批英美传教士来华，汉语学习成为一项备受重视的工作，各种字典应运而生。其中，马礼逊（Robert Morrison）的《华英字典》（A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和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的《汉英韵府》（A Syllabic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无疑是其中的佼佼者。 　　马礼逊是英国第一位来华传教士。他的字典是六卷的大部头著作（4开本），共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汉英字典，按照汉字部首排列，三卷；第二部分也是汉英字典，但按照汉字的罗马拼音排列，两卷；第三部分是英汉字典，一卷。这六卷巨制（共计5000页左右）花费了马礼逊长达八年的时间（1815―1823）才宣告完成，是他一生最为重要的成就。 　　《康熙字典》是马礼逊编写第一部分的基础，这一部分（中文名称为《字典》）所收汉字的数量和排列顺序几乎完全根据《康熙字典》。但在解释字义方面，《康熙字典》只是参考文献之一，这一部分的字词释义总体来说比较详尽，特别是最早出版的第一卷尤其如此。某些马礼逊认为比较重要的字，如“学”“官”等，不仅给出词语例释，还将相关的知识，如各级学校、科举考试、古今官职、政府管理等，也都介绍给读者，使字典带有了百科全书的色彩。二十多年后，美国传教士卫三畏在其著作《中国总论》中对马礼逊的这部重要大型工具书作出了这样的评价：“它大大提升了人们对于汉语的知识，对于传教工作的帮助则更要大上数倍。第二部分（《五车韵府》）今天仍然是最好的汉英字典，如果当初作者对这一部分多用一些力气，而不去做第一部分，那么就会使它更便于使用，也更便宜，作者的计划过于庞大，超出了一个人的能力范围，这也导致了许多内容的重复。”尽管有这样那样的问题，马礼逊以一人之力在传教工作之余完成这样大规模的著作，是非常不容易的。 　　卫三畏是19世纪美国最著名的“中国通”，在广州、澳门、北京生活工作四十余年。1849年，当卫三畏开始动手编写《英华分韵撮要》时，他只是想为汉语初学者提供一本汉英词汇手册。但随着工作的进展，他逐渐意识到，编写一本完整的字典或许更有价值。于是他找来了当时能够找到的所有汉外字典，希望能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有所突破。 　　当时通行的汉英字典中收字最多的是马礼逊《华英字典》的第一部分以及麦都思（Walter H. Medhurst）的《汉英字典》，均在四万字以上。由于有这两部字典的存在，卫三畏觉得没有必要再编写同样部头的大字典，因为这样的字典虽然洋洋大观，但从实际使用的角度来说却不太方便。另外，他也认识到，作为上述两部字典基础的《康熙字典》收字固然全面，但“44400字中有15000左右是异体字和已经废弃的字，而在剩余的30000字当中，有足足2/3是地名、人名，都是一些在阅读中难得一见的字”。所以他决定删繁就简，“这样就可以把一本汉语字典的关键部分压缩在一个很小的空间里，使它尽可能既实用又便于随身携带，让使用者在学习常用字时感到方便”。这是卫三畏的编写目的之一，也是为什么这部字典的汉语名字突出“撮要”两个字的原因。 　　1874年，他在增补修订《英华分韵撮要》的基础上出版了《汉英韵府》，代表了19世纪后期字典编纂的最高水平。《汉英韵府》注音以北京官话作为标准，同时也提供了每个字在广州话、厦门话和上海话中的发音，并且第一次采用了统一的注音方式，具有整合以前多种方言字典的功能。此外，在收字方面，《汉英韵府》也达到了以前几部大字典的规模（共12527个字），种种迹象表明，《汉英韵府》在原先《撮要》简便实用的基础上走向了全面和综合。卫三畏开始编写《汉英韵府》时已经年过半百，而完成时则已是花甲之年。如果没有毅力和恒心，这一工作是难以完成的。 在学习汉语的同时，来华人士亦创办外文刊物，在传播中国文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最早的一份英文月刊《中国丛报》（The Chinese Repository），由美国第一位来华传教士裨治文（Elijah C. Bridgman）在广州创办。从1832年5月出版第一期，到1851年12月停刊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