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改讨论中的科学与民主 “夹生饭”效应及其解脱.docVIP

医改讨论中的科学与民主 “夹生饭”效应及其解脱 　　中国医改由经济向度、社会向度、科学向度、技术向度、人文向度等多元镜像交织而成，但人们常常迷信于经济学路径，醉心于技术解决方案，单向度地科学决策，缺乏人文考量。医改还纠缠着民生、民主、民粹的混响，民主的理解里多少混杂了民粹操弄的内涵，科学傲慢、民粹搅局使得医改争论陷入“夹生饭”格局。 　　“五四”?D眼将至百年，伴随着近代中国救亡与启蒙的时代大潮，科学与民主意识深植中华大地，也派生出诸多新的学术范畴与思想命题。譬如狄尔泰《精神科学引论》中关于“自然科学与精神科学（人文学科）”不同轨范的辨析，涉及到主体性与客体性，必然性与或然性，内在性与外在性的哲学叩问；哈耶克《科学的反革命》中关于“理性滥用”（科学主义的傲慢与偏见）的反思；还有福柯关于知识权力与规训的批判性解构，衍生出知识社会学（SSK）的反刍，直接质疑科学的合理性建构与真理性论证。不过，这些大多是书斋里的话题，而由韩启德先生发起的“科学决策、评估中的民主气候”讨论（从and到of的转身），则贴近中国当代的科学社会化实践，更能回应现实生活的困顿与挑战。 　　很显然，科学与民主话题或多或少要受到现代化（高歌猛进）与现代性（驻足反思）纠结的时代主潮所投射，存在着“夹生饭”的忧虑。一方面火候不足，未达醇境；另一方面又烧糊了（无论民主，还是科学），过犹不及。思想家劳思光先生曾揭示现代性的三重困境，叠加并纠结：一是传统与现代化（经验与理性）的对立；二是现代理性的内在缺陷与不完整性（测不准、无能、无力、无奈）；三是反理性思潮暗流涌动，人们对于理性心存不信任。思考镜像还是基于理性主义的除昧遭遇，如果再加入民主镜像的反思，则会开启更大的认知涡流。 　　民主源自希腊城邦制度，是适合于小国寡民的一种公民社会协商议政方式，若放大到现代国家与全球化议题，则不得不采取代议制形式来凸显普世的公民意志。无论是希腊城邦制度，还是现代国家的代议制；无论是一般公共事务，还是科学技术发展的规划与项目投资、评估，民主议事都是一次正反合的辩证历程，都是各个利益主体之间的阳光博弈，而且必须是理想对话现实，战略统帅战术，整体大于局部，标本兼顾、理性感性（经验、体验）兼容，开放而不失焦点，深刻而不片面，批评与建设并举，既不要正方（主流、多数派）的霸道专横，也不要反方（边缘、少数派）的狡黠杯葛，而是正反双方的协商，甚至妥协，继而达成意见的平衡与共识。 　　当今社会似乎对前者深恶痛绝，对后者却不以为然，甚至心怀些许同情与纵容。尤其是在“弱者为尊”（反对者、挑衅者总是有理）的媒介社区，这种现象十分普遍，这是造成公共事务讨论无法形成共识，科学―民主决策“夹生饭”的舆论厨房。夹生饭的定义：科学的不足与过度（滥用），民主的歧义与民粹的偏激。中国医改由经济向度、社会向度、科学（生物学）向度、技术向度、人文（人心与人性，文化习俗）向度等多元镜像交织而成，但人们常常迷信于经济学路径，醉心于技术解决方案，单向度地科学（物理主义）决策，缺乏人文考量。医改还纠缠着民生、民主、民粹的混响，民主的理解里多少混杂了民粹操弄的内涵，科学傲慢、民粹搅局（肉搏）使得医改争论陷入“夹生饭”格局。 　　改善民生的诉求很得人心，没有人反对，但民生是一个系统工程，衣食住行、教育、医疗、养老、扶贫助弱、社会保障等都得统筹兼顾，不能将所有的民生资源全都押在某一处。即便将所有的GDP投入健康事业，也无法抵达“不病、不痛、不老、不死”的乌托邦。 　　生命的本质（残酷的终极真相）揭示：生命必然由健康（强壮）走向衰退（躯体失能失智）―衰竭（器官功能耗到极限）―衰亡（正熵抵达负熵），由平衡走向失衡，由青春活力走向失能失智。因此，医改中的“需与要”是一个无法平衡的等式。“需”（现实）是现阶段社会医疗供给能够满足、应该满足的均等、适宜健保水准（保基本、保基础、强基层）。“要”（奢望）是个人对于医疗的过度期许，如不病、不痛、不老、不死，以及医疗供给与效应的最大化、风险与代价的最小化。 　　其实，健与康、病与药是一种生命态度，是我们对待痛苦、死亡和医疗的基本态度。人类的生存风险不可避免，有四大必然性：必病性、必痛性、必老性和必死性。它还有很强的偶然性：疾病无常、痛苦无常和生死无常。不病不痛是奢望，不老不死是妄想。但是，每一个人都渴望不病、不痛、不老、不死的生命境遇，寻求包治百病的药，强力止痛的药（麻醉剂），长生的不老药，起死回生的药，但无法实现。 　　公众需要平衡宿命与欲望的关系。需要审视健康观、疾苦观、生死观、医疗（消费）观。尤其是医改进程叠加银发（老龄化）浪潮，慢病越治越多，诊疗的战争模型失灵，致病因子（敌人）不局限于外在的细菌、病毒，更多的是内在的生活失速、免疫失控、功能失调、心理失序、价值失落、灵魂失重、生命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