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多年任职复旦分校的所见所感.docVIP

我多年任职复旦分校的所见所感 　　我是复旦分校的“窝窝头” 　　40年前上海有所大学叫“复旦大学分校”，简称“复旦分校”，或日“复分”，还有人戏称其为“福份”。我不是复旦分校的在编人员，是复旦分校的“窝窝头”。这是什么意思呢？ 　　复旦分校是在1978年成立的。当时我看到一些高干子弟（后称“红二代”）中的不良现象。他们在“文革”的第一阶段大肆宣扬“老子英雄儿好汉”。大中小学校的红卫兵头头几乎都被大中小干部的子女承包了。“文革”的烈火可以说是他们烧起来的。1966年秋天，比聂元梓的“点火大队”还要早的来上海“点火”的“点火大队”大队长就是一位政治局委员兼副总理的儿子。一些高干子弟又同时宣扬“老子反动儿混蛋”，真不知坑害了多少好人！后来，“文革”进入第二阶段，矛头向上，“揪走资派”，又有多少高干子弟受尽折磨，有多少14周岁以下“无行为能力”的高干子弟被关进黑屋子，吃足了苦头。在“文革”结束后，他们的父辈平反，又有一批“红二代”趾高气扬，忘乎所以，大有“老子英雄儿好汉”的味道。 　　我对这种“血统论”的泛滥深表担忧，为了防止“翻烧饼”，便在《文汇报》上发了篇《家庭的淡化问题》。复旦分校的王中校长看了颇感兴趣，通过姚汉荣找我谈了个把小时，东拉西扯，海阔天空。我不明白他的用意，只以为是形势分析。哪知几天后他让我给学生讲了一堂家庭社会学。紧接着他带领袁缉辉、姚汉荣来我工作单位一一中国大百科全书上海分社商调我。王校长同我们分社总编陈虞孙是朋友，都是杂文家，几天前他俩一前一后在《人民日报》分别发表了引人注目的杂文。据说王校长颇有调我的信心。想不到陈虞孙回答说：“你看看我这讨饭篮子里就这么几个窝窝头，你怎么忍心再拿走一个？”王校长想想也是，大百科也确实正在搭班子，人手不够，便回答说：“那你总得卖我一个老面子，让邓伟志到我那里兼课。”陈总编同意了，于是我这“窝窝头”便从1980年2月开始到分校给社会学系1978级讲授《家庭社会学》课程，接着又教了三个年级。 　　那时我住在淮海中路2048号，接近华山路，骑自行车到西江湾路至少要76分钟。在课堂上哇啦哇啦叫了两节课，再骑回家，已筋疲力尽。 　　当时教育界、新闻界颇对复旦分校看好。《解放日报》头版头条综合报道复旦分校的成就，里面还提了我一句。 　　我这编外人员深知分校确实不一般。 　　没有大楼就不能办大学吗 　　如今恐怕没有哪个大学没有大楼，可是复旦分校直到更名为上海大学文学院时都没有大楼。 　　“文革”期间大学停招。1977年恢复高考，报考人数甚多，于是大学普遍扩招。校本部容纳不下，许多大学办起了分校。复旦分校先是借在万航渡路的东风楼。东风楼是三层楼，实在挤不下，再换到西江湾路的一所中学里。中学不仅也是三层楼，而且经常断电。上下课没电铃，就由教务长到各个教室门口摇铃加高喊：“下课了”，“上课了”。 　　没有大楼的大学还有一个难题：中学的图书馆适合于中学，不适合大学。怎么办？分校就近为学生办虹口区图书馆的借书证，可是有些必读参考书还是借不到。分校再同总校商量到总校借点书。再不能满足，老师便把自己的藏书借给同学。老师如果也没有，就由老师出面到校外什么地方为同学借书。如此颠簸，求学心切、一心为了国家崛起的学子毫无怨言。老师成了图书管理员也心甘情愿。师生情谊分外深！ 　　因为没有大楼，教师的办公条件也很差。好多老师是两人共用一张办公桌。学生叫“同窗”，老师在复旦分校是“同桌”。正因为有这两个“同”字，从艰苦中走出来的复旦分校师生更加同心、同向，一起携手攀登科学高峰。 　　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复旦分校的学生在学习期间写出的论文发表在权威刊物《历史研究》上，发表在好几所大学的学报上，发表在新中国第一本社会学杂志《社会》上。教学相长，师生合作编出了一本又一本授课用的《教程》。有人把复旦分校描绘成抗日战争时期的“西南联大”。 　　明代文化名人杨继盛写道：“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李大钊把“辣手”改为“妙手”。看来著有那么多文章的复旦分校学生既是辣手又是妙手。 　　按每平方米的论文产量计算，复旦分校远远超过很多大楼大学。没有大楼的大学在向大楼林立的大学挑战，在向企图把学校办成学店（指以营利为主的教育机构，或由财团所创办以营利为主的私立学校）的校长们挑战。 　　大师少了就不能办大学吗 　　现在很多大学在引进人才，这是十分必要的。人才是最宝贵的，可是也应当看到引进人才在异化为“买卖人才”。有部分人才在蜕变为商品，“引进人才”在演化为“挖人墙脚”。当然喽，买方也有理由，我人才缺乏，没办法只好买。 　　复旦分校在办学之初也缺乏人才，但是他们绝不买人才。他们在师资方面坚持“集天下英豪为我所用”。那就是请校外的人才来兼课、讲课。他??请复旦总校的金炳华讲哲学，请伍柏麟来校讲政治经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