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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集体土地私权制度所有制基础研究 　　摘要：农村集体土地私权制度的理论研究通常建立在两个基本假设基础上，即农村集体土地私权制度是一个整体上具有私法属性的制度以及现代民事理论在中国农村集体土地私权制度领域完全有效。然而，理论研究落后于实践需要的现实状况表明，坚持上述两个假设而忽略中国农村集体土地私权制度的所有制基础的研究取向不符合中国土地制度变迁的历史轨迹。因此，有必要重新认识农村集体土地私权制度演变的所有制基础和对现行制度的现实影响，由此获得完善中国农村集体土地私权制度新的研究路径和具体的立法建议。 　　关键词：农村集体土地；集体所有制；私法重述 　　中图分类号：DF4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5831(2010)03-0109-08 　　 　　一、中国农村集体土地私法研究的不足及笔者的研究路向 　　 　　20世纪50年代中国农村集体化运动奠定了中国城市和农村土地二元公有的法律治理结构，在农村集体土地上至今已形成了以《宪法》、《民法通则》、《农村土地承包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物权法》等法律法规以及相关司法解释为主干的法律体系，基本建立了农村集体土地私法制度。从制度生成和演变的历史视角看，中国农村集体土地私法制度始终都处于阶段性的，社会转型时期，农村集体土地私法制度也一直处于零部件式的构建中，整个私法制度似乎就是由先后建立起来的零部件组装起来的整体。然而，零部件式组装起来的农村集体土地私法制度在整体功能和内部的协调上都存在一些问题，如农村集体土地私权制度的私性缺失，农民在所有权中的成员地位与农民在承包经营权中的他物权主体地位混同等。 　　然而，农村集体土地私权制度理论研究也并不总是令人满意。最近的理论研究有两个显著特点：首先，研究范围主要集中在所有权主体虚位和承包经营权的完善上，特别是后者已成为研究的热点。这种研究并未将中国农村集体土地私法制度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而且在个别研究中也鲜有从局部上升到整体，从个别问题追溯到一般理论的研究。因此，这样的研究一般不会深入到农村集体土地私法中一些根本性的问题。其次，研究方法上，已有的理论研究主要是“问题呈现一理论阐释一提出建议”的模式。其间，未加检视的现代民事理论既充当了发现问题的探测器又扮演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关键性工具，而现代民事理论的适应性和中国农村集体土地的地方性问题受到了不应该的冷落。这就导致理论研究与中国实际脱离，在实践中缺乏有效性。 　　对已有的研究所未明确宣示而实际起指导作用的理论前提进行分析，我们发现已有的理论研究通常都建立在两个基本假设的基础之上：一是假设农村集体土地私法制度是一个整体上具有私法属性的制度，现有的问题只需对局部的细枝末节进行修改即可。如在所有权主体虚位的研究中，通常仅仅从民事主体的角度进行问题分析和制度建议，对农村集体土地私法制度主体性的整体缺失较少关注，对主体性与私法自治的关联性就更少考虑了。二是假设发端于西方的现代民事理论在中国农村集体土地私法制度领域也是完全有效的，我们只需洋为中用即可。理论研究中常常也以现代民事理论作为判断中国农村集体土地私法制度的唯一标准。如一些主张淡化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和主体问题的学者认为只要集中精力搞好用益物权就足够了。然而所有权和主体制度却是最能体现中国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制的法律制度，不可忽视。由于理论上缺少对农村集体土地私权制度根基的本土化研究，常常会出现现代民事理论在中国特色的农村集体土地私权制度上缺乏解释力，如有学者在研究中国农村集体土地物权主体后指出，农村集体土地物权主体问题，是“一个没有答案的死问题”。 　　笔者认为，在农村集体土地私法制度研究中有一些理论前提必须首先考虑。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制对其私法制度的影响就是这样的前提性理论。中国农村集体土地制度发展史表明，中国现行农村集体土地私权制度肇始于20世纪50年代的集体化运动，是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的产物，这就使从集体所有制中孕育出来的私权制度具有强烈的所有制秉赋。“在过去50年里，无论中国的法律制度还是经济生活，其发展都深受所有制概念的影响。甚至直到今天，所有制的话语在整个法律体系中仍具有支配地位，这一点也令中国现行法律与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的法制明显不同”。因此，研究中国农村集体土地私权制度必须重视所有制对制度产生、发展的影响，不能抛开这个中国实际而直接从现代民事理论(如主体理论、物权理论等)出发，借鉴西方法治发达国家的民事制度经验进行构建。虽然任何理论都具有普适性和地方性，但“如何在采用西方理论的同时保持独立思考的能力，使理论探讨符合我们所处社会和文化环境的实际，的确是值得我们考虑的问题”。 　　就着上述路向，笔者拟对中国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主要内容进行纵向解读，试图揭示中国农村土地集体私法制度与所有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