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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社会组织在农村基层治理中作用机制探析 　　摘 要：基于社会治理创新视域，在实地调研的基础上，通过对云浮乡贤理事会的案例进行分析，探讨农村社会组织在农村基层治理中的作用机制，分析其中的优缺点，并提出相应的改进措施。 　　关键词：农村社会组织；基层治理；作用机制 　　中图分类号：C912.8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2697（2015）06-0055-05 　　一、引言 　　基层治理尤其是农村基层治理一直是大国治理的重点和难点所在。目前，由于现代化的加速推进、市场化不断深入、信息化的纵深发展，使得基层治理面对着很多新的问题和挑战，面临更加复杂的局面。在这种新的形势下，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而且将过去的“社会管理”提升为“社会治理”，要“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并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推进社会治理创新，而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是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方面。 　　在社会治理创新中，农村社会组织是农村社会治理的主体，担当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农村社会组织自身能力有限，政府对其扶助作用欠缺而对其活动干预过度，再加上农村社会组织运作机制本身存在诸多问题，直接导致了农村社会组织在参与社会治理过程中面临很多困境。农村社会组织发展状况如何？它如何运行？作用机制是什么？治理结构如何？在农村社会治理中发挥哪些作用？存在哪些问题？这些都是现阶段较迫切需要探讨的理论问题和需要面临的现实问题。但是与存在的问题相比，我们更应该看到农村社会组织治理的潜力和未来，将治理职能重新回归于民，这样能够更好地完善社会的治理秩序，实现善治。 　　在实地调研的基础上，本文旨在通过对云浮乡贤理事会的案例分析，探讨农村社会组织在农村基层治理中的作用机制，分析其中的优缺点，并提出相应的改进措施。 　　二、案例简介：云浮乡贤理事会 　　云浮乡贤理事会最早兴起于云安县。在探索农村治理体制改革过程中，石城镇留洞村、横洞村等一些自然村自发成立乡民委员会，乡贤理事会以自然村为基础，把农村经济文化能人、老党员、老干部、德高望重的宗族长老以及热衷本地经济社会建设服务的其他乡贤吸纳入理事会，通过乡贤理事整合社会资源，协助村委会参与农村经济社会建设和管理，并取得了瞩目成就。云浮市地方政府看到了创新的契机，在云安县以自然村为基础，试点培育乡贤理事会。2011年，云浮市委市政府联合下发《关于开展三级理事会工作的指导意见（试行）》，在全市全面开展组建三级理事会工作；2012年，云浮市委市政府联合下发《关于培育和发展自然村乡贤理事会的指导意见》，以点带面，进一步在全市推进培育和发展自然村乡贤理事会。截至目前，全市已培育自然村乡贤理事会8203个，基本实现全覆盖。有理事成员73330人，其中外出乡贤和经济能人达36257人，占49.5%。在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备案登记率达100%。 　　三、乡贤理事会的运作模式 　　（一）纵向到底――“组为基础，三级联动” 　　2011年，云浮在全市全面开展组建三级理事会工作，镇（街）组建乡民理事会，行政村（即村委会）组建社区理事会，自然村组建村民理事会，其中尤以自然村为基础，逐步形成“组为基础，三级联动”组织架构和治理格局。“组为基础”将村民自治单元由村向下延伸到组，解决了国家政策和乡村治理的“落地”而非“悬空”在村级的问题；“三级联动”将村民自治机制由村向上扩展到乡镇，解决了乡镇行政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的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的“对接”而非“脱节”的问题[1]。以自然村为基础组建乡贤理事会，突出重点，把握关键，能够充分发挥乡贤的亲缘、人缘、地缘等优势，汇聚各方资源和力量共谋家乡建设。与此同时，三级乡贤理事会的换届以及任期均与镇（街）、行政村、自然村的换届和任期相对应，使政府各项方针政策能够迅速落实并且维持政策的延续性。在这种互动机制中，有利于解决农村基层治理纵向不到底的难题。 　　（二）横向到边――多元参与，协同共治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基层治理普遍存在横向不到边的问题。村民自治的推行并没有在乡村社会建立起有效的治理结构，乡村社会陷入“过度自治化”和“附属行政化”困境[2]。村委会的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功能大打折扣，在村民眼里成为具有浓重行政色彩的“政府机关”，导致很多工作都难以得到很好的落实，乡村治理存在很大的改进空间。农村基层事务繁多，情况复杂，单纯依靠基层政府和村委会难以实现农村的良好治理。云浮乡贤理事会虽然在村党支部的领导之下开展工作，但是它在组织运作、人员产生、财务管理等方面都具有独立自主性，因而能够充分发挥凝聚社会资源的作用，发动广大农民群众参与“共谋、共建、共管、共享”，多元参与，协同共治，弥补了基层党组织、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