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精准扶贫中政府与慈善组织合作及行动方略.docVIP

农村精准扶贫中政府与慈善组织合作及行动方略 　　摘要：精准扶贫是我国现阶段农村扶贫工作的主导性战略。文章根据政府与慈善组织在过去农村扶贫实践中的关系演变，提出当前要致力于构建政府与慈善组织合作型扶贫模式，以其动力原理为理论基础，从内外因角度出发，强调要发挥各主体的积极能动性，并设计提出了一条以合作、对接、运作、反馈为主要内容的政府与慈善组织合作型精准扶贫行动路径。 　　关键词：精准扶贫；政府；慈善组织；合作型扶贫；行动路径 　　中图分类号：F323.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16）08-0084-04 　　精准扶贫，既是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任务，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举措。我国城乡差距明显，贫困主要是农村的贫困。因此，精准扶贫重点在农村。不可否认，政府在扶贫开发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和力量，实现了大规模的减贫，取得了很大成效。然而，也要看到以政府为单一主体的扶贫模式已不适于当前形势。在新一轮的扶贫攻坚中，引入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特别是慈善组织的参与，构建政府与慈善组织的新型合作关系和合作型扶贫模式，是创新社会扶贫的需要和趋势。实践中，慈善组织凭借其自身的优势和资源在农村扶贫领域的社会治理中承担着重要的角色，满足了市场的需要，弥补了政府的不足，但是慈善组织参与农村扶贫仍存在着现实困境。目前，学术界对于探讨政府与慈善组织在农村精准扶贫中的关系研究还不足，这与精准扶贫的战略地位重要性不相符合。本文将从理论和实践层面分析政府与慈善组织在农村扶贫中关系模式的演变，尝试构建两者的新型合作关系，探索其适合的行动路径，以期为我国发挥社会力量在农村扶贫中的作用提供参考。 　　一、政府与慈善组织在农村扶贫中的关系演变 　　国内学者对扶贫模式的研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归结起来，从发展上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分别是救济式扶贫阶段、开发式扶贫阶段、参与式扶贫阶段。[1]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政府和慈善组织上演着不同的关系变化。 　　1.救济式扶贫模式：政府唯一，慈善组织被排斥。建国初期的扶贫模式以救济式为主。这一时期的扶贫被认为是政府的责任，政府是农村扶贫的唯一力量，不需要任何社会组织的参与。政府的扶贫效果不明显，全社会普遍贫困，这一局面持续到改革开放以前。上世纪70年代末期的扶贫模式以救济式为辅、减贫式为主。政府是农村扶贫的唯一主体，在农村地区大力推行经济体制改革，广大贫困农民积极参与市场，抓住发展机遇，部分地区和部分农民开始摆脱贫困。同时，中国第一批慈善组织在改革开放时期萌芽诞生，但是，这一时期的慈善仍被视为资产阶级的伪善，慈善组织依旧遭受排斥，没有在农村扶贫中发挥作用。根据国家贫困标准计算，贫困人口的数量从2.5亿（1978年）下降到1.25亿（1985年），贫困人口占农村总人口的比例从30.7%下降到14.8%。[2] 　　2.开发式扶贫模式：政府主导，慈善组织被吸收。80年代中期，我国扶贫模式由救济式向开发式转变。政府是主导，采取自上而下的决策治理方式，通过行政干预和政治动员来开展扶贫计划。政府主要从宏观上制定扶贫策略：一是成立专门的扶贫工作机构。如国务院贫困地区开发领导小组（1986年）的成立，通过协调各职能部门，利用其专业优势参与农村扶贫，促进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二是安排专项资金用于扶贫开发。政府在贫困地区投入了上百亿财政资金用来支持贫困县的各项投资。三是制定专门优惠政策。政府为农业和工业贷款项目发放上千亿元的信贷扶贫资金，部分地区还享受到税收优惠政策。政府在农村扶贫中取得了较大的成效。这一时期的慈善组织开始被吸收为扶贫力量，如中国扶贫基金会（1989年）的成立，开创了慈善组织参与农村扶贫事业的先河。由于在农村扶贫工作中的出色实践，慈善组织的地位由被排斥转为被吸收，之后还大力吸收和借鉴世界各国慈善组织的实践经验。慈善组织以公益目的和志愿者精神来落实扶贫项目，这一时期开创了政府与慈善组织在农村扶贫开发中和谐共处的局面。根据官方贫困线计算，农村贫困人口的数量从1.25亿人（1985年）减少到3200万人（2000年）。[3] 　　3.参与式扶贫模式：政府主导，慈善组织积极参与。进入21世纪，我国扶贫模式由开发式向参与式转变。《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明确提出“要积极创造条件引导非政府组织参与和执行政府扶贫开发项目”。[4]政府仍是主导，但更加重视农民的利益和需求，采取自下而上的参与式决策模式。政府扶贫重心向微观层面转变，注重发展科学技术、教育、文化和卫生事业，主要扶贫措施是整村推进、产业化扶贫、职业教育和劳动技能培训等，从而激发农民的主体能动性。同时，新纲要强调参与式扶贫，慈善组织从被动吸收到主动参与。但是，政府与慈善组织的关系本质上仍是一种控制和依赖的关系。根据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