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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错案中口供问题及对策 　　摘要：研究刑事错案，离不开对错案范围的界定，错案范围的界定必须考虑到对被判刑人的权利保障，因此无罪错判有罪和轻罪错判重罪的案件才属于应当纠正的错案。刑事错案发生与口供密不可分，刑事错案往往伴随着口供的收集与运用问题，表现为取供手段上的刑讯逼供以及我国司法实践中的口供中心主义的证据审查机制。防范刑事错案，除了遏制刑讯逼供之外，更应注重证据审查机制的转变。确立客观性证据审查机制是解决刑事错案中口供问题的有效路径。 　　关键词：错案；口供；刑讯逼供；客观性证据审查机制 　　中图分类号：D91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14）03―0064―04 　　2013年8月，中央政法委针对司法实践中频繁出现的冤假错案，出台了关于切实防止冤假错案的指导意见，力求解决司法实践中导致错案频发的突出问题。防止刑事错案，必须探明刑事错案的诱因，“对症下药”。最近几年来媒体所披露的刑事错案如“杜培武案”“佘祥林案”以及最近曝光的浙江“张氏叔侄案”之所以发生，都与口供的不当获取与运用存在密切联系。刑讯逼供与口供中心主义的证据审查机制共同作用，使得案件的认定偏离了客观事实，引发错案。 　　一、刑事错案范围的界定 　　从我国《刑事诉讼法》第242条规定的申诉后人民法院应当重新审判的情形可以发现，只要是认定案件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错误的案件都属于刑事错案。对错案作如此广泛的定位，不仅分散了错案救济资源，也忽视了对错案予以救济的目的，纠正刑事错案不应只为纠错，而应以保障被告人的利益为原则。 　　生效的刑事裁判受到一事不再理原则的保护。一事不再理原则通过维护生效裁判的既判力，构筑了稳定的社会关系和法律秩序，目的在于保障被告人的权益。但是，由于诉讼认识的有限性，不可避免地会存在错误的裁判，为了实现正义，就必须再次启动法律程序来纠正错案。纠正错案的程序是作为一事不再理原则的例外，存在的合理性在于为了实现个案正义，保障被告人的利益，实现司法公正。因此，只有当被告人利益受到侵犯，司法公正没有得到实现时，才可以重启纠错程序，兼顾正义与秩序两项法律价值。 　　审判监督程序是我国的刑事纠错程序，以保障被告人权利的理念构建审判监督程序，就必须对能够提起审判监督的错案范围进行限制，刑事错案的认定应充分体现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认定我国的刑事错案应当注意：（1）对于证据不足、无法达到“证据确实、充分”证明标准的“有罪被认定为无罪”的事实认定错误，应当依据无罪推定的精神，疑罪从无，不能视此为需要纠正的错案；（2）对于适用法律中的“重罪被认定为轻罪”的错误，根据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和一事不再理的理念，也不应认定为刑事错案；（3）对于“此罪被认定为彼罪”、刑罚没有区别的，为了维护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和裁判的稳定性，只要是法官审判中没有违法行为的，也不必认定为错案。因此，我国的刑事错案只应包括两种情形：一是事实认定错误导致无辜者被错判为有罪；二是法律适用错误导致轻罪被错判为重罪、适用较重刑罚。 　　二、刑事错案中的口供问题 　　2010年发生的“赵作海”冤案，促使两院三部联合发布了旨在规范刑事案件证据收集与运用的《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作为一起典型的错案，“赵作海”案的发生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办案人员过分注重口供的证明作用，从而对犯罪嫌疑人赵作海刑讯逼供造成的。在法院审判阶段，虽然赵作海当庭翻供，但是法官以赵作海在侦查阶段作了9次有罪供述而认为其当庭翻供不成立，从而采纳其庭前有罪供述，认定赵作海有罪。作为个案，赵作海冤案的产生与刑讯逼供有着直接的关系。而据学者对30起刑事错案进行的实证分析表明，其中26起案件（约占总数的87%）之所以发生错误，同样是因为侦查人员为了获得口供而对犯罪嫌疑人进行刑讯逼供或者体罚虐待造成的。由此可见，刑事错案的发生与刑讯逼供密切相关。此外，口供中心主义的证据审查机制也是造成刑事错案的重要原因。 　　（一）刑讯逼供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95条对刑讯逼供的认定确立了“痛苦规则”，只要是能够使被告人在肉体上或者精神上遭受剧烈痛苦，而这种痛苦能够达到迫使被告人违背意愿供述的程度，则这种讯问方法就是刑讯逼供。《刑事诉讼法》第54条规定应当排除通过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获得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但是侦查实践中，刑讯逼供并不因立法的禁止而销声匿迹。侦查实践中，普遍存在着一种“由人到证”的侦查方式。“由人到证”的侦查方式是指在侦查工作中，通常按照先确定犯罪嫌疑人，然后再收集证据、调查犯罪事实的工作方式，区别于根据获取的证据材料对案情形成结论后再确定并查获犯罪嫌疑人的“由证到人”的侦查方式。“由人到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