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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体系构建三种思路 　　内容摘要 基于建构思路与工具的不同，刑法的体系化将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面目。这其中，以概念为工具而形成的形式体系、以原则为核心而形成的实质体系、以及从类型系列发展而来的局部的实质体系，可谓是三种最为重要的体系格局。文章试图对这三种不同的体系思路加以梳理，辨析其各自的优势与不足。其中，概念式体系虽有利于形式理性的达成，却会切断规范背后的价值判断，错失体系的意义脉络；原则式体系固然能显示价值判断的内在秩序，却无法深入到个别事物之中，难以提供具体的裁判规则；由此，我们应尤其重视类型之于刑法体系形成的独特价值。这种价值不仅表现在生活素材的掌握上，而且体现在局部价值观点的传递上，更显示在事实把握与价值思考的连接上。“类型”应被视为一种重要的体系化工具而加以认真对待。 　　关键词 法律体系 概念 原则 类型 　　 　　一、问题之提出 　　 　　体系化是刑法不可舍弃的追求。刑法规范的形成，为调整具体生活事实提供了可能。然而，如果仅有单个的刑法规范，而缺乏贯穿性地连接，刑法就无法被整体性地理解。因此，在个别规范之外，发现个别规范之间，以及法秩序之各评价观点之间的意义脉络，并以某种概括性的方式将之表现出来，乃是刑法学最为重要的任务之一。 　　为了实现这一任务，我们马上可以想到多种可能性。质言之，基于建构思路与工具的不同，法的体系化将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面目。在19世纪的法学中，体系思想就曾扮演过重要角色。当时，年轻的Savigny提出，法学是“彻底的历史及彻底的哲学性”之学，并将“哲学性”的因素与“体系性”的因素等视同观。历史法学派的大将之一Puchta，将Savigny所提及此种体系，理解为一种“形式――逻辑的”、“抽象――概念的”体系，并从此走上了“概念法学”的壮阔之途。 在其后几个世代的法学发展史上，概念式体系一直散发着极为独特的魅力。 　　然而，自Jhering的转向，以及利益法学派的创建以来，风气为之一变。人们逐渐认识到，法学不应该只是一种“价值中立的概念操作”，而更多地是一种不断取向于价值的思考方式。由此，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质疑概念式体系所主张的逻辑上的完整性、自足性，以及其适于获得法律知识与裁判的性质。法学之思潮，也逐渐由强调概念式的逻辑操作，转向为以利益衡量为重心。与此相连，对于法律体系之期待，亦开始由封闭的、形式逻辑式的概念体系，演化为开放的、实质性的价值体系。在后一体系中，“若干有意义地相互结合的、并存在不同位阶的法律原则”成为最重要的思考工具。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近几十年来，在传统的概念、原则之外，类型作为体系之形成工具的价值开始日益凸显。这不仅是因为，类型对于法律素材之掌握乃不可或缺；也不仅仅是因为，类型对于局部的法律价值的传达至关重要；更为关键的是，类型非常适合在概念与原则的中间地带发挥作用，充任某种体系结合的中介装置。 　　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到，概念、原则与类型各自提供了不同的体系建构可能。在本文中，我将尝试着对这三种体系工具，以及由它们所发展出来的体系图景进行描述。我特别关注的是，这三种工具在体系建构方面，各有什么样的优势与不足？如何能形成相互的弥补与完善？特别是，对于刑法的体系形成而言，应如何理解类型所具有的独特价值？ 　　 　　二、概念：“形式体系”的构筑 　　 　　在各种法律门类上，概念式的体系一直极受青睐。这种依照形式逻辑规则所构建的、抽象的、一般概念式的体系，不仅是现代刑法之基础，而且也是民法、税法等其他法律部门之基础，尽管它们并不完全符合此种体系之要求。 　　这种抽象概念式的体系，被Larenz称为是“外部的体系”。其体系形成有赖于：从作为规范客体或调整对象的事实中，分离出若干要素，并将这些要素予以普遍化和定型化。由这些要素的组合可形成类别概念，而藉着增、减若干规定类别的要素，可以形成不同抽象程度的概念，并因此构成体系。藉着将抽象程度较低的概念涵摄于“较高等”的概念之下，最后可以将大量的法律素材归结到少数“最高”概念之上。此种概念式的体系，不仅可以保障最大可能的概观性，同时也可以保障法的安定性。因为，在其预想之中，抽象概念乃是逻辑上绝对周延、完满自足的系统，它可以涵盖所有欲调整的生活对象。于是，在其体系范畴内，具体法律问题的解决，只需凭借逻辑式的演绎操作即可完成。同时，它还可以保障，由之所推演出来的所有结论，彼此不相矛盾，因而可以使法学具有类似于自然科学的、最为纯粹的“学术性”。 　　从个人的角度看，我更愿意把这种概念式体系的设想与形式理性结合起来，并称之为法的“形式体系”。它意味着，法从其外观形式上看，更多地是依赖于“抽象概念”这种装置。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长久以来所追求的规则之治，其实正是一种概念之治，一种形式理性的统治。这样一种法治理想的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