刍议我国刑事证据制度完善.docVIP

刍议我国刑事证据制度完善 　　证据是查明案件事实的依据，是刑事诉讼的灵魂，刑事诉讼的一切活动都是围绕证据展开。目前我国尚未建立与世界诉讼制度相适应的完备的刑事证据制度，为此，笔者从我国当前司法实践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作一粗浅探讨。 　　 　　一、刑事证明标准问题 　　证明标准的确定和把握是刑事司法的关键和核心，英美法系的证明标准是“排除合理怀疑”，大陆法系是“法官内心确信”，这两种表述虽然不同，但殊途同归。法官内心都是肯定要确信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总而言之，这两种法系推崇自由心证制度，都认为证明标准是离不开认识主体的。 　　由于长期受实事求是、马克思唯物论正统思想的影响，我国多数的诉讼法学者对法官内心确信的自由心证制度持批判态度，他们担心自由裁量会在我国法官手中乱了分寸，而司法实践却无处不见自由心证的痕迹。由于法律对如何认为是“证据确实充分、事实清楚”没有明确的规定和指导性意见，法官往往依自己的理解对证据进行审查判断，也是按自己对所掌握的证据的理解在心里作出每一个确认，再作出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论断。所以我们应抛弃传统的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而采取“排除合理怀疑”的标准。对之相配套的应确立证据裁判主义原则，即在诉讼中获得对于案件的认识要通过证据，通过证据获得的对案件事实的认识就是案件事实，就是作为处理案件依据的事实。即法官的“排除合理怀疑”必须是通过严格的法定证据得出的排除合理怀疑，得出唯一结论。 　　 　　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非法证据指违背程序收集的证据，又称为“瑕疵证据”，它可分为非法取得的言词证据和实物证据。大多数国家对非法取得的言词证据，一般不承认其证据能力，目的在于保障人权。但对非法取得的实物证据各国规定不同。大陆法系重在追求实体真实，相对不重视正当程序，承认非法取得的实物证据的证据能力。英美法系重在追求程序公正，如果收集程序不合法，尽管证明力再强一般也不采用。在这一点上，美国的表现尤为突出。美国实行非法物证绝对排除规则，根据其著名的“毒树之果”理论。如果侦查人员刑讯逼供，那么不仅获得的供述不能作证据使用，而且根据供述收集的实物证据(如凶器、有关书证等派出证据)都不能使用。如辛普森杀妻案就是最典型的案件。 　　我国对于非法证据如何排除的规定在刑诉法中没有明确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刑诉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最高法解释)第61条、《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265条仅对非法言词证据的作出排除规定，对实物证据却未作禁止规定。笔者认为，根据我国的司法实践，对违反程序获取的物证抹煞其证据能力是不适当的，仅是因程序上的小瑕疵而让重大犯罪丧失定罪条件，必会放纵犯罪，因小失大，也是违背刑诉诉讼经济原则的，只要物证的取得所造成的可靠程序既不超过该证据的证明价值，更不会导致犯罪嫌疑人接受不公开的审判，都可以采纳使用。 　　由于我国现有刑诉法律规定的非法言词证据排除规则目前在司法实践中缺乏实际的效力，所以在许多情况下基本上难以引用这个规则，难以进行有效的违法证据排除，主要有以下三个问题需要解决： 　　1、什么是违法的方法取得的证据?最高法解释对此规定了“刑讯逼供”、“威胁、引诱、欺骗”，这个规定既不完善，没有作出具体的界定与限制，不能认为威胁、引诱、欺骗都违法。事实上欺骗是刑事审讯策略的一部分，每个国家在审讯时都在用，就连美国也没有规定欺骗是违法的，审讯时可以使用包括哄骗在内的方法取得证供，这是美国的侦讯教科书上的观点。还有一个教科书上举了各种方法“假象欺骗和吓唬法”“制造假证据法”“冷热交替法”“坚忍不拔的穷追猛打法”……等几十种，我国现在的审讯谋略的教科书也有，可以说，在实践中不用欺骗几乎不可能侦破案件。我国司法审讯中应允许欺骗，这是全世界的通例，但欺骗必须有个界限，在美国这个界限就是“不能冲击法庭良心”，在我国刑事司法为上，则是侦查机关、公诉机关、审判机关作出的司法承诺不允许欺骗，要讲一个司法诚信原则，自己的承诺不兑现欺骗被告人这是不允许的。另外对于威胁引诱，一般说来这是违法的，但是在中国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中国现在还没有沉默权，可以说“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这在中国法律是合法的，但是在国外这可能就是一种威胁，在中国制度下看是否是威胁引诱要看法律有没有明确的限制，要看威胁引诱欺骗会不会导致证据上的虚假的可能。 　　2、违法证据要证明到什么程度就不能作为证据使用?根据现在最高法解释是“查证确实”，在我国现在的体制下，实际上根本就查证不了。国为我国目前的审讯方式是“密室审讯”，特点是没有律师在场，也没有全程录像，所以根本就查证确实不了，除非侦查人员非常粗鲁或手段非常恶劣，在犯罪嫌疑人身上留下了痕迹。在英美等国审讯犯罪嫌疑人时则充分保护犯罪嫌疑人的人权，我国已入世，并已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