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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埃及和印度河文明串珠研究启示 　　珠饰的考古价值①在西方很早就引起学者的注意。19 世纪以来，埃及和印度河流域都发现有大量新石器至青铜时代的珠饰遗物和一些作坊遗迹。如英国考古学家皮特里就非常重视埃及考古所见的各种装饰品，并在考古报告中对珠饰辟有专门记录。上世纪40年代，夏鼐先生参与整理皮特里收藏的古埃及珠饰并撰写了博士论文②，这也许是考古界唯一对古埃及新石器时代至罗马时期珠饰进行通盘梳理的专论③。印度河流域的珠饰研究在二战前也已开展起来，以英国珠饰专家培克（Horace Beck）和考古学家麦凯（Ernest Mackay）的合作为代表④。上世纪70年代以来，法、意、美、日、印等多国考古队在印度河流域长期发掘，积累了丰富资料，并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对出土遗物进行了细致的观测、分析，研究也逐步走向深入。 　　一、 国外研究介绍 　　1. 记录 　　记录是研究的基础，也是起点。1928 年，培克在其经典著作《珠、坠的分类和命名系统》中指出，对单个珠子应记录五点：形状、钻孔、颜色、材质、装饰⑤。这其中，颜色多与材料相关。精准的描述可利用色卡，但就满足考古研究而言，不需要太精确⑥。装饰手法与材料性质关系密切，尤其在金属、费昂斯、玻璃等人工材料中形式最为丰富，针对性也较强。以下着重从形状、材质、钻孔的记录加以介绍。 　　对形状的描述以培克的工作最为经典。此人出生于英格兰，1924年51 岁时由显微镜镜片设计师转行投入对考古出土珠、坠饰的研究，三十年代已成为公认的珠饰专家。考古学家常常与他合作，并附赠一两枚文物作为标本。培克后来发表了一系列观察报告，积累了可观的藏品，去世后捐赠与剑桥大学考古与人类学博物馆⑦。培克面对的是欧、亚、非从史前到近代的珠饰，并致力于建立一套能够应用于各地区各时代的描述体系，以消除学者交流中的误会。他首先从钻孔出发，定义了“轴”――通过钻孔中心的主轴、“底”――钻孔两端所在面、“横剖面”――垂直主轴的面、“纵剖面”――平行主轴的最大面，以及由此衍生的“周长”“直径”“主半径”“顶点”“纵断面”等概念，明确了长度（即钻孔长度）、尖、脊、中部、基部等部位（图一）。他将珠子整体形状通过横剖面――长度――纵剖面轮廓描述，用四位字母与数字表示，并制定了“型号”对应的图谱（图二）。同时，对于珠子的“长”“短”通过长度与直径比加以量化，还就规则形状之外的附属构造命名了“领”“帽”“核”“基质”等术语。培克对珠子形态的考察，树立了以钻孔为核心的视角，描述严谨而系统。这一工作建立了英语世界对珠饰细节形态的权威描述，统一了标准和用词，至今仍在发挥作用。然而这种分割整体的描述比较抽象，人为成分较强，若无型号对照图谱则十分费力⑧，其实任何描述都不如反映珠饰立体形态的线图来的准确。 　　关于材质的意义，夏鼐先生在其论文《古埃及串珠》中有清晰的阐述。与培克不同，夏鼐先生面对的是埃及考古学宗师皮特里为建立断代图谱而收集、挑选的数千组珠饰，从史前到罗马时期，出土背景明确⑨。因此他更关注具有断代意义的特征――技术的差别。而技术受制于材质。每类材质有其特定的制造工艺和发展道路， 他由此分出硬石（hard stone）、软石（soft stone）、上釉石质（glazed stone）、塑形珠（pasty/plastic beads）⑩、金属、玻璃七类（表一）11。他在具体讨论中对石质的辨认精确到岩石或矿物，但在分类中采用“组”的概念。硬石、软石以能否被刀片划动，即莫氏硬度约5.5 度为界。这样保证了分组在有限数量之内、便于操作，且接近古人的选材视角――质地和加工难度。软石――即硬度低的石头――易于加工，是人类最早利用的天然材料之一，常见的有滑石、石膏、方解石、大理石等，常成批制作、使用。但如何使其耐久是人们需要考虑和解决的问题，于是后来就有了加热、上釉等工艺。硬度高的石头不易加工12，但美观醒目，多单独加工、作为坠饰。将石珠按硬度划分、分别考察，是20世纪下半叶欧美学者在探讨石珠工艺时的普遍做法13。 　　钻孔是成形之外最能体现工艺技术的，孔形反映钻孔方法和工具，历来为研究者所关注。培克根据钻孔技术和位置列出了十一种钻孔形态14， 夏鼐则纯从技术角度考察，只讨论单个钻孔情况，将形态增补整合为九种15（图三）。孔形与珠子材质有关。对于硬石来说，早期往往采用啄钻，孔型如沙漏状、开口较大；后期用砂辅助管钻，钻孔趋于竖直，是工艺进步的反映。对软石来说，钻孔不是大问题，从一开始就基本是竖直的16。 　　值得一提的是，二十世纪70年代末开始利用硅酮材料为钻孔翻模，并在扫描电镜下观察，使钻孔的观察和研究有了突破性进展。美国正畸齿科医生戈雷利克（L. Gorelick）是近东滚印的收藏家和研究者。他与医学博士格威内特（A. J. Gwinnet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