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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汉语反义词研究回顾与展望 　　[摘 要]古汉语反义词研究在反义问的判断标准、反义词的类型以及断代、专书反义词研究等方面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这种进展与现代词汇学、语义学理论的发展密不可分。古汉语反义词研究发展的趋向应该是具备现代观念、历史观念、系统观念，注重吸收现代语言学理伦，注重对古汉语反义问的历时考察和系统描写；应将描写和解释结合起来，让描写为理论提供充足的证据，让理论对语言现象做出充打的解释；应把演绎法、比较法等多种研究方法结合起来；研究的重点是断代、专书反义词研究。为词汇史研究扣断代反父词词典的编纂做出贡献。 　　[关键词]古汉语；反义词研究；回顾与展望 　　[中图分类号]H13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942X(2006)03―0053―07 　　同义词和反义词是古代汉语中两种重要的聚合关系?近年来，古汉语同义词研究有较大进展；相对而言，古汉语反义词研究则比较薄弱。以近十年为例，据统计，在公开刊物上发表的汉语反义词研究文章共有98篇，其中古汉语反义词研究方面的有12篇，仪占12％。夏广兴，徐时仪和许威汉曾对汉语反义词研究做过回顾，他们介绍的重点是现代汉语反义词研究的概况。现代汉语的反义词研究和古代汉语反义词研究虽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但在研究对象、研究目的、研究重点等方面仍有许多不同，占汉语反义同研究毕竟也有自己的特点。因此，本文将重点评述古代汉浯反义词研究的情况，并提出一些新的看法。 　　根据研究方法和研究重点的演变，古汉语反义词研究大致可以钉为三个阶段：一是以训诂实践和修辞研究为主的萌芽期(20世纪50年代以前)；二是以反义词判断标准和反义词基本特征的探讨为重点的发展时期(20世纪50年代末至20世纪80年代初)；三是以专书、专题研究的加强和新方法的引人为标志的深入发展时期(20世纪60年代?P至今)。三个时期显然不能截然分开，这样划分只是为了更清晰地反映出古汉语反义词的研究走势。 　　 　　一、以训诂实践和修辞研究为主的萌芽期 　　 　　早在先秦时期的《易经》、《诗经》、《老子》，甚至甲骨文等文献中，就可以看到反义词现象，如《老子》“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旨声相和，前后相随”中，就包含了“有无，难易、长短、高下”等几村反义词。后世的史传、诗文、词曲、小说中，反义词现象更为普遍。 　　较早留意到反义词现象的是洲诂学家。如《礼记?表记》：“口惠而实不至，怨?及其身。事故君子与其有诺则也，宁有已怨。”郑玄注云：“已，谓不许也。言诺而不与，其怨大于不许。”在这里，郑玄就用反义词宋解释词义。这种训释方法不仅可用于注释古书，还可以用于字典释义。赵克勤就曾分析《经籍篑沾》。旧《辞海》、《辞源》中利用反义词进行词义训释的例子。甚至《现代汉语词典》也继承了这种释义方法，如“薄：不厚道；不庄重”，“死板：不活泼；不生动”。 　　古人还注意到了反义词的修辞效果。夏广兴，徐时仪指出：“刘勰在《文心雕龙?辞?》中把对偶从表达方式上分成言对和事对，从内容上分成正对和反对……反对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对偶的两项从相反或相对的角度来表达一个共同的旨趣，两相补充，相反相成，把思想内容表达得鲜明而丰富。”其中的“反对”就有不少是反义问、类似论述启示了后入要从修辞角度关注反义词现象。 　　由此可见，古人虽然留意到了反义词现象。但仅限于训诂和修辞方面，他们没有提出相应的反义词理论，然而这种关注却为后代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二、以反义词判断标准和反义词基本特征的探讨为标志的发展时期 　　 　　20世纪50年代，随着汉语词汇学理论的发展，反义词理论也逐渐发展起来。孙常叙首先明确沦述了反义词现象。他提出：“彼此涵义相反或相对的词是反义词、反义词的词义在概念关系上是处于反对关系的。依照两者的内涵来说是彼此相反的。它们两方都是属于同一类概念的外延的，”这个反义词的定义揭示了反义词的特征是“相反或相对”，指出了反义词双方要“属于同一类概念的外延的”。这一点和后人语义场观点颇有暗合之处、但孙常叙将词和概念等同看待，也有些不妥。他还考察了反义词和同义词、近义词的关系，论述了反义词的修辞作用，并根据“中间有没有第三词义”将反义词分类。可见，孙常叙的研究已经涉及反义词研究的诸多方面。 　　从20世纪50年代到20世纪80年代，反义词研究主要侧重于现代汉语词汇，如张拱贵、倪宝元等分析了反义词在语意、音调等方面的修辞作用，武占坤论述了反义词和多义词的关系。张永言在《词汇学简论》中指出：“反义现象(antonymy)是跟同义现象(synonymy)相对立的词与词之间的一种语义关系。处于反义关系的两个词互为反义词(antonym)。反义就是语音不同，意义相反的词。”他还指出，“凡是含有性质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