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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语言人类学研究现状与趋势述评 　　【摘要】经过近百年的发展，国外语言人类学经历了从纯语言研究到关注语言在社会实践中的互动，从二元对立到三一辩证的语言哲学思想转向，产生了“对话理论”、“社会行动理论”、“移动符理论”、“认知语言学理论”等学说。研究者们面对全球化、数字化的机遇和挑战，试图从跨学科研究和对语言社会实践的关照中拓展语言人类学的发展路径。这一趋势也必将影响我国语言人类学未来的发展和走向。 　　【关键词】语言人类学 语言社会实践 　　【中图分类号】J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6）21-0251-02 　　一、引言 　　西方哲学发展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即本体论阶段、认识论阶段和语言哲学阶段。人们从寻找现实的本源，到研究人的认识能力的界限，再到语言论的哲学解释阶段。西方语言人类学也开始从文化资源、社会实践、历史记忆、话语权力等四个方面研究语言和语言现象。语言学家们不再把语言看作是理性的工具，而是关注语言与存在，语言与社会的关系。我国对语言人类学的研究虽然始于20世纪上半叶，但目前还停留在语言接触、语言规划等基础层面，在语言的话语权利、社会实践等方面研究力量薄弱。鉴于此，有必要分析和把握国外语言人类学的发展脉络和趋势，为我国语言人类学研究提供有益的借鉴。 　　二、国外语言人类学的发展历程 　　西方语言人类学始于20世纪初，于20世纪50年代发展起来。美国人类学家博厄斯（Franz Boas，1858-1942）以及他的学生萨丕尔（Edward Sapir，1884-1939）是这一学科的奠基人。博厄斯研究美洲印第安诸语言的语法结构、词汇和诗歌，指出语言是人类精神生活的重要窗口，语言之间不存在发达与不发达，先进与落后的区别，并以自己的研究证明全人类的心智是同一的。此后，许多人类学家和语言学家高度重视语言对社会的解释和表现作用，越来越关注语言社会实践。 　　语言人类学创建初期，在学科定位上经历了“语言人类学”和“人类语言学”之争。经过部分人类学者大半个世纪的努力，对语言人类学有了以下定位：语言人类学这一边缘学科研究人类学、社会学、语言学、哲学等问题，研究方法兼顾“田野材料”和理论对话，其研究对象是真实的社会人，研究内容是社会实践者的现场话语和情感，是活动者和实践者之间的互动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意义。 　　语言人类学和其他社会人文学科在思想渊源和具体研究方法的应用上有很多交叉部分。马克思、涂尔干、布迪厄、列维-斯特劳斯等社会学家、人类学家的思想和方法，在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研究中被广泛应用。社会人文学科的交叉使语言学走出就语言论语言的局限，更多的学者把语言看作是社会和文化的一部分，使语言与思维、现实的关系成为语言研究的主体。语言人类学者使语言研究步入人文世界，与社会、文化、认知、实践联系起来，对许多人类学主题进行了创新研究。 　　三、国外语言人类学的发展现状 　　（一）从二元对立到三一辩证 　　列维-斯特劳斯在雅各布森音位理论的影响下，开创和发展了结构人类学。他认为，人类的各种文化形式可以反映他们的心理结构，而结构人类学试图在文化材料中寻求结构性二元对立。在现代语言学领域，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从科学主义立场出发，指出能指-所指、言语-语言、共时-历时、组合-聚合等二元对立观，试图用逻辑、理性、稳定的结构解决纷乱无序的社会语言现象。其理论人为地割裂了人与社会、语言与价值的联系，割裂了现实与历史的联系。 　　巴赫金和皮尔斯以“三”对“二”，批判和修正了索绪尔的结构主义思想。巴赫金把索绪尔语言学的排列顺序颠倒过来，不从稳定的语言出发，而从变化的话语出发，从生活和历史事件出发，论证对话的社会属性。巴赫金为主观和客观、稳定和变化、语言和言语、社会和个人之间的关系找到了一个辩证位置，不是让“二元”对立，而是对转、对话、互动、互渗。皮尔斯指号理论中对象（object）的三个维度，即拟像、标指、符号，具有特殊的、革命性的意义，它是超越二元对立，实现三一辩证的起点。这种“三”的思想正如中国的太极八卦体现了身心时常处于对转中，揭示了万物都在变化和发展中，没有绝对的“二元对立”。 　　（二）当代语言人类学发展的主要理论 　　1.巴赫金的“对话理论” 　　俄国思想家巴赫金（Mikhail Bakhtin）的对话理论认为，对话是人类存在的基本方式，也是人们认识世界、互动互通的基本方式。包括各种语言和非语言符号在内的对话形式，归根结底是一种价值的交换关系和交换形式，其终极是审美判断。人要达到生活完美，就要对自己有“全观”的认识，但人有天然的局限，他（她）不能看到自己的全部，不能直接观察自己的面部和背部，这就是“视域剩余”。对话，即符号交流，使人克服“视域剩余”，体察自我，在主观和客观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