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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与社会理论在海外中国研究领域中兴起及其反思 　　摘要:中国研究是一个新兴的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它已经相当深刻地影响了当下中国学术的研究方法与理论视角#65377;海外中国研究的主要成果集中体现在社会史及汉学人类学的研究之中#65377;本文分析了中国研究的主流分析框架,即国家与社会理论在社会史及汉学人类学研究中兴起的思想背景#65380;涉入中国分析的思想理路,并在此基础上对国家与社会理论分析中国经验的有效性及适用性进行了反思#65377; 　　关键词:国家与社会;中国研究;中国中心观;汉学人类学 　　中图分类号:D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854X(2006)12-0070-05 　　 　　中国研究(China Studies)是一个新兴的社会科学研究领域#65377;这门学术首先发端于西方,早期是带有意识形态倾向的“中国观察学”和“中国情报学”#65377;但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这门学术发生了巨大的转变#65377;一方面摆脱了意识形态的束缚,研究的领域不断扩展,另一方面中国研究突破了单一学科的界限,研究的范围涉及政治#65380;经济#65380;社会#65380;文化#65380;民俗#65380;宗教#65380;法律等诸多方面#65377;近年来海外中国研究已经相当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学术的研究方法与理论视角,以至于不了解一点海外中国研究,也许就很难理解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学界#65377; 　　但这门起步尚晚的学术与中国问题本身的复杂性#65380;多样性#65380;矛盾性相比,仍然显得十分单薄#65377;它目前还在努力摸索能够适用于这个领域的研究方法,试图建构起能够经得住验证的理论和哲学上的归纳抽象#65377;而国家与社会的理论与研究框架是目前中国问题研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种理论与方法,在海外中国研究的诸领域中,它尤其被经常使用于社会史和汉学人类学的研究之中#65377;本文力图通过对国家与社会理论在海外中国研究中的兴起及发展的分析,探寻这一研究方法的有效性及其限度#65377; 　　 　　一#65380;海外中国研究的源起 　　 　　西方很早就有一些哲学家#65380;文学家#65380;史学家#65380;探险家在其作品中描述过中国#65377;但对中国系统的研究是在16世纪西方开始向外扩张以后#65377;为了服务于西方对中国财富的掠夺及对中国进行殖民的需要,由传教士#65380;学者#65380;探险家组成的“汉学”(Sinology)研究团体逐渐兴起#65377;汉学在发展之初主要关注的是中国的语言,后由语言领域扩展到包括社会#65380;历史#65380;文化#65380;军事#65380;地理#65380;习俗等等在内的研究学科#65377;19世纪以后,西方学术界出现用自然科学的研究路径来构建社会科学的热潮,倡导以“科学”#65380;“实证”的方式开展社会人文类型的研究#65377;在这种研究导向的推动下,早期的汉学与社会科学融合,逐渐演化成为一种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即中国研究#65377; 　　对中国问题的研究也曾经是西方较早的一些主流理论家著作当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些早期的研究构成今天独立的中国研究传统的滥觞#65377;常被人们提及的当属马克思和韦伯的中国研究①#65377;马克思的中国研究集中于生产方式和社会组织,而韦伯集中于社会制度和宗教价值观#65377; 　　马克思曾经提出在原始公社初级阶段结束后,人类社会出现了亚细亚生产方式#65380;古代的生产方式#65380;封建的生产方式及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65377;而“亚细亚生产方式”被认为是对中国社会生产方式的一种概括#65377;不过马克思并没有对这一概念进行充分的论述和展开,只不过是作为他提出的欧洲社会发展模式以外的另一种模式#65377;尽管如此,他的这一模式仍然对后来的中国研究具有一定的影响,如魏特夫的名著《东方专制主义》与马克思的视角就有一定的联系#65377; 　　韦伯的中国研究不仅更为系统和深入,并且对他的理论体系的建构有重要的作用#65377;韦伯从宗教的角度切入,将中国的宗教同基督教进行对比,从而进一步阐发了他关于理性化的观点,并探讨了资本主义为何首先出现在西方国家#65377;正是在与中国的对比之中,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关系才更为凸显出来#65377;尽管韦伯对中国充满了“想象的异邦”的误读,但他将中国研究当作一个严肃的问题来研究,而且结论也不乏真知灼见#65377;韦伯的研究深刻地影响了后来的中国研究,尤其是对中国的宗教的研究#65377; 　　尽管马克思和韦伯可以视为中国研究的奠基人物,但这些早期的理论大师毕竟很少将中国研究当作自己理论的核心部分#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