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权力与国家能力俄罗斯转型期国家治理模式演进.docVIP

国家权力与国家能力俄罗斯转型期国家治理模式演进 　　内容提要　国家权力与国家能力是影响国家治理的关键变量，能否有效协调二者之间的关系将直接影响国家整体的秩序治理与社会经济发展的长期绩效。本文从国家权力与国家能力的关系入手，对俄罗斯20世纪中期以来的国家治理模式的演化路径以及期间的制度变迁与社会经济绩效变化进行了深刻剖析，对“梅－普”时代的国家治理与社会经济发展前景进行了展望。在此基础上，归纳总结出俄罗斯国家权力与国家能力转换关系的倒U型曲线。 　　关键词　国家权力　国家能力　国家治理模式　俄罗斯 　　中图分类号　D73／77.512.2　文章标识　A　文章编号　1009-721X(2008)03-0006-(13) 　　 　　20世纪的俄罗斯经历了跌宕起伏的社会历史变迁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国家权力与国家能力的配置与相互协调始终是影响俄罗斯的国家治理与社会经济发展绩效的关键因素。从国家权力与国家能力的关系这一视角出发来审视和研究俄罗斯国家治理模式的演进过程，不仅可以对俄罗斯已经经历的体制变革的内在逻辑、路径演化轨迹以及总体绩效作出深刻的理解和诠释，而且有助于我们准确把握俄罗斯在梅德韦杰夫与普京组合时代的国家治理与社会经济发展前景。 　　 　　 　　一、国家权力与国家能力：一个分析框架 　　 　　马克斯?韦伯在《社会学的基本概念》中对权力作了如下界定： 　　“‘权力’意味着在一种社会关系内，自己的意志即使遇到反对也能贯彻的任何可能性，而不管这些可能性建立在什么基础上。”意大利政治哲学家博比欧则进一步区分了权力的三种形式，即“我们可以通过将积极主体用于对消极主体设定行为边界的手段来划分出不同权力形式……我们可以区分出三种主要的权力形式：经济权力、意识形态权力和政治权力。经济权力利用其所拥有的特定稀缺物品，指挥那些不拥有稀缺物品的人们从事特定的活动，通常是从事某种劳动……意识形态权力建立在这样一种事实基础上，即具有特定权威的人以特定方式所明确表达出来的某些观念，对有关的人们所施加的影响……最后，政治权力依赖于拥有各种工具(如各种类型的武器和能力)以施加暴力。从严格意义上讲，政治权力是一种强制性权力。”上述关于权力的经典理解已经突现出权力的几种特性：首先，权力代表了一种社会关系，存在着权力主体与权力客体的某种相互依赖性；其次，权力代表了某种能力，它可以影响权力客体的行为，以实现权力主体的意志；最后，权力有不同的来源，因而有不同的实施和表现形式，如基于物质暴力的强制、基于经济利益的交易和基于意识形态的说服。0权力的上述特性决定了它具有某种经济价值、经济属性，即权力不仅是一种稀缺的资源和要素而且可以影响微观社会经济主体的行为以及一国的宏观资源配置和经济增长与发展。尽管具备上述特性的权力可以在社会不同主体之间进行分配，但是从近现代历史来看，国家显然是一个集上述三种主要形式的权力为一身的组织化、制度化的公共治理主体。无论在对暴力资源的占有、对经济资源的掌控还是在对意识形态的传播与合法性塑造方面，国家都已经远远超越了所有其他社会主体，因而国家也往往成为影响社会秩序治理与经济发展的关键。有鉴于此，我们可以将国家权力界定为国家综合运用其所掌握的政治、经济与意识形态等权力资源对社会成员的行为以及社会整体的运行状况施加干预和控制的力量(state power)。 　　 　　与国家权力既相关但又相互区别的另一个概念是国家能力(state capacities)。学术界对国家能力有过不同的界定，这些界定大致可以归纳为两个方面。一是将国家能力界定为国家运用自身的权力、权威以及各种制度和政策工具实现自身意志、目标和偏好的能力。例如，王绍光和胡鞍钢将国家能力界定为“国家将自己的意志(preferences)、目标(goals)转化为现实的能力。”美国政治学者麦克福尔也作了相似的界定，他将国家能力定义为一种国家能够实施自身偏好的方式。对国家能力的另一种理解则是将其界定为国家通过有效的制度供给和公共政策有序治理社会，并促进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能力。例如，世界银行在1997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将国家(政府)能力界定为国家(政府)“有效地实施并推动集体行动的能力，它包括法律与秩序、公共卫生以及基础设施等。”美国著名社会学家福山也在近期的著作中将国家能力界定为“国家制定并实施政策和执法的能力特别是干净的、透明的执法能力。”在上述两种界定中，前者更加侧重于国家主体的意向性因素，后者则更加侧重于国家实施统治与治理的客观效果。 　　一般而言，国家权力与国家实现自身意志、目标和偏好的能力具有很强的正相关性。国家拥有的政治、经济与意识形态权力越集中、越丰厚，国家相对独立自主地实现自身目标偏好的能力越强。因此，我们可以近似地将国家实现自身目标偏好的能力归入国家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