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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奥尔森集体困境理论研究综述 　　摘 要:作为“制度性公共选择理论”的奠基之作,奥尔森在《集体行动的逻辑》一书中所提出的“集体困境”理论具有极其深刻的理论意义,目前国外社会科学领域对于这一理论的研究很广泛,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理论的前提假设、参与约束及其排除两个方面,并围绕着两个焦点展开了激烈的讨论。这些讨论无疑扩大了公共选择理论的领域,使原有的公共选择理论超越了传统政府和政党行动的研究范围,这正是奥氏“集体困境”理论的意义所在。 　　关键词:奥尔森;集体困境;研究综述 　　中图分类号:D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09)20-0036-02 　　 　　经典学术著作往往揭示了一个普遍存在而又常常被人忽视或误解的问题,奥尔森的“集体困境”理论的价值就在于此,1965年出版的《集体行动的逻辑》这本书,从一开始便成为西方经济学特别是公共选择学派的奠基之作,这部著作不仅给无数经济学家以启迪,而且还给了任何一个试图揭示人类行为规律的学者以令人兴奋的启发,可以说这部著作已经成为任何一个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必读之书。 　　人类从产生之初便始终面临着无数多个个体行为和群体(或集体)行为的选择,某个人类个体之于其他个体是独立的,他有自己独立的思维方式、行为逻辑,并可以独立地对周围的环境或未来的情况作出判断和预测,并对自己将要采取的行为作出选择。但另一方面,个体又始终逃脱不了群体对自身的影响,因为作为个体的人必然要通过群体性的交往才能获取知识、集体性物品甚至情感上的温暖,毕竟“罗宾逊式的孤独”仅仅是个浪漫主义的例外罢了。 　　可见,集体之于个人是必不可少的,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作为个体的人所处的集体的集合也在不断的增多,从人类产生之初为数不多的亲属结构集团,再到后来稍大些的地域性群体,以至于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而不断出现的行业性群体等,群体的集合在不断扩大,那么作为个体的人也就有了更多的加入某个集体的选择,奥氏“集体困境”理论所要解答的问题是,人类个体为什么要加入集体?当人类以某个集体形态出现的时候,其行为又是受怎样的逻辑支配?毫无疑问,这些问题的回答对于研究人类社会的发展是极其重要的。 　　从20世纪50年代起,越来越多的社会科学家认识到,经济学的方法也许可以用来研究政治,于是,他们开始移植经济学的概念和方法来解释政治现象,由此兴起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新的研究方法和理念使政治科学变得耳目一新,如同传统经济学家分析私人市场中的消费者和公司行为那样,自由民主社会里的集体决策行为被模型化了,这一新的方法和视角逐渐发展成为一门新的学科,由于它横跨经济学和政治学两大学科,因而有时它被称为“政治经济学”;又由于它关注公共的或集体的选择,而不是传统微观经济学所分析的个体私人选择,所以又被称为“公共选择理论”。在这一理论体系内部,更为抽象的模型化研究与更具应用性的研究之间在学术旨趣上存在着根本的分裂,有的学者又将前者称为“基本原理”研究,而把后者称为“制度性公共选择理论”[1]。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的逻辑》则属于“制度性公共选择理论”的奠基之作。 　　奥尔森对其模型的构建是从研究组织的基本问题开始的,在他的时代,主流政治学家假定组织是一种原始的状态,莫斯卡等人求助于自然人“聚在一起与其他人群对抗的本能。”[2]另外一些学者则追随帕森斯和贝尔斯,把并非以血缘为根基的团体的形成归结于现代化的过程[3];而更为流行的压力集团理论则认为有组织的团体是政治的基本单位,享有共同的价值和利益的人或多或少不可避免地结合成各种实体,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包括本特利(Athur Bentley)、杜鲁门(David Truman)和拉瑟姆(Earl Latham),他们都是奥尔森批判的对象,奥尔森认为上述诸多观点和理论的弊病在于没有认识到不同规模组织之间的运作方式和原则,在批评已有集团理论的基础上,奥尔森对有组织的集体行动的逻辑基础进行了完全不同的解释,提出并论证了两个核心观点:一是小集团较之大集团在集体行动时更有效率;二是“选择性”激励对于潜在集团的存在具有决定性作用。 　　奥尔森所关心的重点是集团产品的性质及由此所带来的搭便车的逻辑,奥尔森的价值在于他把搭便车的问题提升到了对政治家来说十分重要的高度上来,而且这一命题在公共选择学派中保存了显著的地位,缪勒甚至认为“搭便车问题蔓延到了整个公共经济学的研究”[4],作为奥尔森模型的支持者,缪勒在有关公共选择理论的著作中讨论集体行动的逻辑时用了整整一章来介绍和讨论他。 　　奥尔森的追随者们在其后的若干年间也发展了大量的文献以支持奥尔森的观点,而这些文献在政治学中亦占有重要地位,门罗所编辑的文献中认为,奥尔森的理论提供了“有见识的,严谨的和非常简洁的解释”[5],这些文献也成为奥德舒克所罗列出的有关公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