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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ANP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评价体系 　　[摘要]本文通过分析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特性，并在结合国内外对于就业能力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评价指标的维度，利用网络层次分析法（ANP）和专家打分法计算各指标的相对权重，从而构建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评价指标体系。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 就业能力 指标体系 网络层次分析法（ANP） 　　[中图分类号]F32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4）07-0015-02 　　农民工，指户籍仍在农村的，且在本地从事非农产业或外出从业6个月及以上的劳动者，他们是我国特有的城乡二元体制的产物。随着我国社会经济不断发展，城镇化水平也随之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农民工进入城镇，并成为产业工人的主力军。本文所研究的新生代农民工是指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农民工。2013年我国新生代农民工数量为12528万人，占农民工总量的46.6%，新一代农民占农民工总数的近半成。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程度普遍较高，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新生代农民工占到三分之一，比老一代的农民工高出19.2%个百分点。他们中大部分人从事制造业，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和大中城市务工。[1] 　　随着新生代农民工队伍的不断扩大，他们的就业难问题也越来越突出。本文在总结国内外对于就业能力的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实际进行综合分析，通过建立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全方位分析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 　　一、国内外相关研究 　　就业力这一概念最早是由英国经济学家Beveridge提出的，他认为就业力是指个体获得和保持工作的能力。Law等人定义了就业能力的三个维度：个人适应性，个体与市场的交互，职业身份。美国学者Fugate等在对就业能力的定义中引入了社会资本的概念，他认为就业能力是指识别工作机会及获取工作的能力，由职业认同、个体适应性、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等方面所组成。国内关于农民工的就业能力的研究始于上世纪90年代末。周其仁提出农民工的素质决定了他们的就业机会。罗恩立基于广义视角的理论框架，通过分析微观个体、中观环境和宏观支持三个方面的一级指标，利用层次分析法和德尔菲法构建了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评价指标体系。[2]刘叶云、游钊参考上文中提到的Fugate的就业结构理论，利用层析分析法，提出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包含个体适应性、职业认同、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四个准则层指标，自我开发能力等15项操作层指标。[3] 　　二、评价体系的建立 　　（一）方法的选择 　　以往国内学者关于农民工就业能力的评价都采用层次分析法（AHP）来构建农民工就业能力评价体系。在研究之前的农民工就业能力评价体系后，作者发现学者们所建立的层次评价体系中有些最底层指标之间存在反馈关系，相互影响，而AHP要求各指标间彼此独立，不能彼此影响，因此使用层次分析法对农民工就业能力进行分析评价的方法有缺点，需要改进。本文采用网络层次分析法（ANP）建立这一评价体系。ANP是在AHP的基础上发展并形成的一种新的决策方法，由Saaty在1996年系统地提出其理论和方法。ANP允许量化或是难以量化的多个指标共存，而且在分析时结合了不同层次的元素组和同一元素组各元素之间的相互联系和反馈，因此，ANP比AHP更贴近现实，更能准确地反映和描述决策问题。 　　（二）指标的选取 　　关于农民工就业能力评价指标的研究成果较少，目前学者没有公认的一致意见。本文评价体系的决策目标为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A，借鉴之前学者对于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评价指标的选择，并结合我国当前国情和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特征，将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分为个体适应性B1、心理资本B2、社会资本B3和人力资本B4四个维度。在选择具体的底层指标时，在体现这四项维度的前提下，更偏向选择可直接测量的客观数据。 　　个体适应性B1是指新生代农民工适应城市工作生活的能力，包括工作变动接受能力C11、主动人际交往能力C12和吃苦耐劳的能力C13。这三项指标是新生代农民工自身能力的体现，能够反映出他们融入城市生活，迎接不断变化的工作挑战的适应性。 　　心理资本B2是指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素质，包括自信心C21、责任感C22和积极性C23。自信心是新生代农民工进入城市工作所必须具备的心理素质，是其找到工作的前提，责任感和积极性是新生代农民工稳定就业所需要的心理素质。 　　社会资本B3是指新生代农民工通过其社会网络而获取工作机会的能力，包括社会地位C31、家庭经济状况C32和就业地区亲朋数量C33。就我国的具体国情而言，社会资本在寻找工作机会中起到很重要的作用。农民工社会地位的高低会影响其找工作的难易程度，家庭经济支持可以帮助新生代农民工寻找更多的工作机会，同时也能反映出他们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