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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边缘处思考1949年后沈从文生命支撑 　　沈从文从湘西一隅来到北京学写作以谋取生存出路，在“窄而霉”的小斋中流着鼻血品尝着辛苦寂寞。他常回忆年轻时所受的高于常人的苦，他拿着笔寂寞孤独地在纸上描画着他心中的“湘西”：那一派青山绿水，细致柔和，青葱逼人，在一片绿意盎然中勾画出湘西的美妙，挥洒着他的力量、质朴。他终于在文坛上成名，也找到了自己的爱人，抗日战争时期在昆明开始了他的新的精神之旅。1949年后，新的政治环境迫使他得有一个重新的开始。他已不被允许从事写作，新的工作是故宫博物馆讲解员，这时沈从文已近“知天命之年”，年近半百，壮年时期即将过去，处在一个对男人而言非常难过的年龄段，他该怎样度过这一历程呢？ 　　“生命”是沈从文一生关注的焦点。他的作品对他笔下的人物，“加以适当反映，结果必然会使得对象见出生命活跃。”[1]在漫长的生命旅程中，他有着自觉的生命意识，这需要记忆、情绪、意志等综合素质来完成这一使命：“生命比水复杂得多，也难驾驭得多，又还受种种客观条件制约，不过主要还是自己的坚强意志的控制，在一个长长时间里去陶冶、锻炼，学什么都习惯于抓得紧紧的，将一切消化，逐渐积累成为个人的力量，永远在进取中充实自己，丰富自己，也修正自己”。[2]他如何在寂寞的后半生寻求生命的支点，追寻自己生命使用的意义呢？ 　　一、生命的“存在” 　　在30年代致张兆和的信中，他这样表达对北平的喜爱；“气候使人严肃，同时也使人平静。”是秋天里那透过槐树叶子的平淡柔和细碎斑斓的日光，促成他在艺术与爱情之途苦苦跋涉终于收获的季节里完成一生的杰作《边城》，他是从气候上“使人严肃，同时也使人平静”来喜爱北平的。沈从文重视天地气候对人的塑造和影响。“天地人”，对人生天地之间这一古训他是服膺的。对沈从文30年代的小说创作，美国学者金介甫先生指出，在沈从文眼中，“大自然为人们创造了一个积极的、生机勃勃的、让人心情开朗的环境”，“把自然界看作一股抽象的强大力量”。[3]这位自然之子，湘西一方自然山水孕育出来的儿子，他的灵魂底色是大自然，如果说他以往作品中对大自然的描写，是出于乡村清新之气对都市的抗拒、补偿，那么他这时候对自然景物的心领，应是出于一种灵魂的休憩，生命力量的汲取。海德格尔认为，“接近故乡就是接近万乐之源。故乡最玄奥最美丽之处恰恰在于这种对本源的接近。”[4]而自然无疑是人类的本源，是人生困厄之时的心灵支撑。“空气湿润润的，许多树叶子还绿绿的，芭蕉叶也长得很好，叶子还未吹破。从这些可以推测一月来天气情形。白墙黑瓦市容给人一种清新愉快感。”[5]“极像赵松雪或赵大年南方烟雨景子画卷，细致而柔静，秀气清润。”[6]从致夫人信中，依然可以领受沈从文写景的妙笔，他对于自然的赤子之心。从对自然的抒情中，可以看到沈从文的灵魂世界所在，他的性格所在：碧波清流的湛然，竹林的翠色盎然生机，游泳中无休无止的酣畅淋漓。1970年3月，已经七十岁的沈从文被下放到双溪，在阴雨连绵无处安身的艰苦日子里，他用双溪的自然风景来安顿自己的精神：“双溪高地四望，景物极美，平田尽处是大小山相重叠，春来一片青色，房屋较五连整齐高大，一律黑瓦白墙，远近马尾松林相衬，令人爽心悦目，只是离水已远，近处只一水塘，如五七水塘一般。田坎路好走，泥不粘鞋极难得。真正清静，住下十天后心脏压力也会减低一些。”[7] 　　也有生命的回溯，暮春时节由眼前的“花儿”引起的，“今天一早我们到了博物馆看看，已起始看到许多花，真是只有南方才有的花。天气热热的，令人回想起小时候春夏之际情景。人在病中，看到许多花，在日光下静静的开放，心软软的，真正是小心子好柔弱！我还记得有那一回，看到花台上碧桃开得十分热闹，我正病好，没有人理，一个人坐在台阶上，心子弱弱的，哭了起来。家中人不明白情形，还骂了我一顿，可不明白小孩子‘心灵’如何需要安慰和爱抚。看到这些大红的绛桃夹杂柳丝间，紫荆、榆叶梅如竞奇斗胜，针枞也绿得如翠，我对自己也不免奇怪，想问问：‘我究竟是谁？’”[8]看到这一段文字，会让我们想起自己幼时的生命复苏，或许这是人共同的生命原型。在搁笔不能写作的精神困窘时期，他因眼前的花，那暮春时节温厚天气里，弥漫着生命气息，日光下静静开放的花，想起自己小时候最初由花引起的生命觉醒。这是多么大的生命力量。在长期的精神炼狱中，这不止是身体的回暖，也是精神的回暖，他接续了幼年时期的温暖生命记忆，精神在长久的冷酷里忽得舒展放松，有了神怡的快感。“人在病中，看到许多花，在日光下静静的开放，心软软的，真正是小心子好柔弱！”这简直已是撒娇状态了。 　　对身体衰退的觉察，是他这一时期重要的生命内容。五六十岁时，沈从文血压偏高，心脏负担重，身体已经出现了衰退的迹象。下放双溪时，已近七十岁了，他不断地意识到身体的衰老，“我右腿似乎有时也有点不灵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