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汶川灾后NGO生存课 　　傍晚六点左右，四川彭州市白水河社区的妇女儿童陆续来到社区活动中心，伴随音乐跳起“坝坝舞”。拥有20多间板房的活动中心，老年活动室、多媒体教室、网络学习室、图书室一应俱全。 　　赵建梅行走在板房间，和居民们寒暄。自2008年7月由四家NGO共同负责的“新家园计划”在此启动以来，不停地有志愿者来来去去，组织居民参与社区事务、给居民的娱乐活动提供支持、做讲座、搞培训……目前，项目正等待基金会的终期评估，仅赵建梅和另一位当地的小伙子留守。 　　按政府“三年重建、两年完成”的预期，最迟今年9月，汶川地震灾区居民将全部搬进新居。 　　地震两周年时，在川服务的NGO就曾讨论过政府重建计划完成后NGO该何去何从。如今，在四川省科学院社会学所所长郭虹看来，这已经不是问题。“不管政府的完不完成，对NGO来讲，灾后重建是长期的。政府的力量确实很大，但不管是心理的重建还是社会关系的重构，包括生计的重建，不是政府能完全包揽的。” 　　“新家园计划”执行主任胡明称，当地政府已经承诺在村民搬进新居后继续提供办公场所。下一步，“新家园”会更贴近于社区组织的培育，老人和儿童的照顾，并做一些生计培训、资金也已在申请之中。 　　根据社会救灾信息中心的跟踪统计，参与汶川地震紧急救援的NGO达两百多家。前不久西南财大有不完全统计显示，目前在四川灾区服务的NGO还有114家，约为地震初期的一半。做社区服务和特殊群体服务的居多，另有部分做心理援助和生态环保等类型的NGO。三年以来，这些NGO大多运作维艰。 　　新的课题摆在这些NGO面前：在传统体制壁垒依然存在的情况下，如何辅助灾区居民面对和解决重建中的新问题。这和NGO在紧急救援时期及过渡安置阶段参与的工作一样，没有任何经验可循。 　　在政府与百姓之间 　　NGO备灾中心主任张国远在谈及灾区三年工作时，用得最多的词语是“纠结”。“忙筹款，忙喝酒，忙应酬，都很纠结。” 　　相比于同行们，张国远的忙碌已见成效。NGO备灾中心什邡洛水镇的社区活动中心大楼让别的NGO羡慕不已。该楼属政府给地，托克国际出钱，所有权和经营权归备灾中心。 　　张国远原攀枝花市官员的身份，给他在NGO的工作带来很多便利。“我们很多部里，一些领导跟我私人关系还不错，觉得我们事情做得还行，比较信任我们，每年都会给我们一些项目。” 　　512民间救助服务中心负责人高圭兹认为，NGO在一个地方开展工作顺利与否，很大程度上跟当地政府官员的视野和观念有关。但问题在于，政府官员之间想法也有差异，一旦出现个别关键官员不支持，NGO的工作就增加了难度。 　　四川海惠（小母牛）灾后重建项目主要根据当地实际情况项目赠送礼品牲畜给受灾社区的农户，帮助他们发展养殖。 　　“每一层都需要获得政府官员的支持。所以选择伙伴是个艰难的历程。有时候开始选得很好，但后来发生变化。”海惠灾后重建项目主任庞宗平说，在什邡的项目合作协议都签好了，当地媒体也进行了报道，但后来政府管外资的一个官员说，由于海慧资金属外资，要得到省外资办的函。海慧只好撤走。“其实就是我们事先没有跟他打招呼。” 　　不少NGO对接受媒体采访十分谨慎。有NGO负责人告诉记者，在灾区的工作会遇到很多困难，但不能对媒体说，“说了，就没法在这边继续开展工作了口” 　　2009年，某灾区NGO接待了一家媒体，报道出来后，该组织受到严厉批评，其业务主管单位宣布不再做它的主管单位。没有主管单位就过不了年检。到现在，这家NGO还处于没有主管单位的状态。 　　“因为它规模和影响都比较大，当地对它的评价还不错，民政部门也就没有做进一步处理。”内部人士称，如果不是这样，这家NGO很可能在各种压力下无奈撤出。 　　多家NGO工作人员都表示，灾区NGO形成一个共识，不参与涉及维权的事情，保持低调。 　　这涉及到NGO对当地政务的微妙参与关系。“如果一个地方政府给上面报的入学率是97%，但实际上可能只到50%或者60%，这时候，NGO去助学，当地的实际情况就会被暴露出来。还有一些特殊的，可能它本身有内幕，不希望你去把这个内幕揭出来。”高圭兹分析。 　　2009年5月，绵竹灾区“遵道志愿者协调办公室”几经变迁后无奈终结。紧急救援时期，该办公室集合了20余家的NGO的力量，很好地协调了社会资源，被视为NGO参与救灾的典范。 　　相关人士透露，2009年4月，遵道镇政府间接表达了即将取消“社会资源协调办公室”的意向。随后，绵竹市团委下发了一份文件，主要根据市政法委维稳会议的精神，针对在绵竹一小部分“别有用心的人打着志愿者的旗号开展影响社会稳定的活动”，“决定规范志愿者管理”。 　　事实上，自2008年10月以后，“遵道志愿者协调办公室”已经变身“社会资源协调办公室”，改变了办公室设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