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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分权视角下营改增法律问题探究 　　摘要：我国营业税改征增值税（以下简称“营改增”）试点改革如火如荼，根据中央三步走规划，目前第一、二阶段已接近尾声，第三阶段试点工作已经逐步全面推开。在试点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果的同时，在改革过程中也暴露了一些法律问题亟待解决。文章试图以此次改革为背景，着重从分权的视角，阐述我国央地财税分权制度的源流及现状，就当前“营改增”中较少被关注的法律层面的问题进行剖析，结合部分各地方改革实践，就“营改增”过程中的法律治理进行展望，并提出相关意见及建议。 　　关键词：“营改增”；分权视野；法律问题 　　“营改增”是我国当前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重头戏”，十八届三中全会也将财税体制的改革放在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重要的位置。推进“营改增”，不是营业税和增值税税种的简单转换，而是重大的制度创新，同时也是中央为了促进经济结构调整、企业转型升级以及未来政治改革的重要举措。自2012年1月1日在上海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1+6”模式）开展“营改增”试点以来，改革试点地区已扩大到全国范围内，行业范围也已逐步扩大到8个行业。2014年10月30日国税总局办公厅最新通报了全国营改增试点情况：2014年9月底全国试点纳税人共381.82万户，2014年新增2.6万户，营改增试点以来纳税人累计实现改征增值税4 010亿元，其中2012年423亿元，2013年1 548亿元，2014年1月～9月2 039亿元，“营改增”试点以来减税总规模已达3 276亿元。营改增试点效应明显，税制改革红利不断释放，有效减轻了企业税收负担。营改增为行业分工不断细化和现代服务业发展创造了良好税收环境，促进了试点行业发展。但是在看到耀眼的成绩单的时候，我们还应该看到，由于央地财税分权体制的固有缺陷，目前的“营改增”还面临很多问题，特别是法律层面的问题值得引起大家注意，并亟待解决。要想让纳税人持续享受到减税的丰硕成果，要想让纳税人持续享受到减税的丰硕成果，必须解决我国目前分税制导致的中央与地方较为混乱的财政关系。只有通过系统的法律重整，进一步厘清央地财税分权的关系，并加以重新梳理设计，从宪法以及税收基本法的高度加以明确，尽快建立和完善我国的转移支付法律制度，赋予地方适度的立法权，才能避免未来改革效果打折以及试验的变形。 　　一、 我国央地财税分权制度的源流与基本现状 　　所谓分权（Decentralization），是指中央政府与各省之间权力分开的原则。财政分权是世界各国在处理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财政关系时采取的主要模式之一。财政分权一般是指一国中央政府给予地方政府一定的税收权和支出责任范围，允许各地方政府自主决定其财政预算支出规模和结构。财政分权的精髓之处在于地方政府拥有合适、合意的自主权进行财政决策。我国是单一制国家，因此中央与地方间的财政分权对于我国的财政制度管理和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调整就显得特别重要。1987年以前，我国实行的基本上是中央集中的财政管理体制，1994年后，政府主导的分税制的改革与整合，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以及地方政府之间重新划分了事权和财权，其中，分税制的核心是划分中央与地方的财政权，主要目的是使各级政府具有与其事权相称的相关权利。 　　目前我国中央与地方财税分权方面有以下几个特征与不足： 　　1. 中央政府权力相对集中，地方权力未得到充分保障。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分权体制的建立要充分地考虑我国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目前我国财政税收的立法权和收益权主要都集中在中央。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各种社会体制的变化，片面强调中央的高度集中并不一定会有利于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的合理化，反而有可能会造成过分的“强中央、弱地方”的现象，使地方政府以土地财政为主的非财政收入被迫增加。 　　2. 中央与地方财政分权的行政主导模式存在法律缺位。财政分权是中央和地方关系的最重要内容之一。但在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关系中，我国却没有建立起相应的法律体系予以明确，尤其在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分权领域，我国的法律仍然是空白。我国很少通过修改和制定作为正式法律渊源的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等形式予以调整，而是通过制定各种“规章”、“通知”、“决定”、“办法”、“函”、“发”等较低法律层级的文件形式予以调整。因此，容易引发了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安排上存在着较大的变动性，同时也容易加剧各个地方财政分权体系执行上的巨大差异。例如，房产税这一税种的“废改立”问题应该由我国的人大予以规定，而不应该由国务院的财政部予以调整，房产税的重庆、上海试点开征缺乏相应的实体和程序的法律依据。财政和税收制度是一个国家的最根本制度之一，只应该由人大进行规定。因此，应当努力改变目前以行政主导模式为主的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分权模式，将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分权进一步通过法律系统化、规范化。 　　3. 省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