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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农民增收视角下土地流转分析 　　农民增收缓慢是当前我国农村和农业发展中最突出问题，土地是农民赖以生存和积累财富的主要途径。因此，土地制度的设计、选择和安排不仅关系到其做为生产要素功能的有效发挥，而且关系到与土地息息相关的农民经济利益和收入增加。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中央一号文件等都强调在保持现有土地承包关系的基础上建立健全土地流转市场，允许农民以多种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适度规模经营，促进土地流转，促进农民增收。 　　一、农民增收对土地流转的需求与约束 　　土地流转主要指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在保持土地所有权不变的前提下，农户按照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可将拥有承包经营权的土地，通过转包、出租、互换、转让和股份合作等形式进行流转，实现土地承包经营权市场主体的转换。新制度经济学代表人物诺思认为，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正是西方兴起的原因所在。有效率的组织需要在制度上做出安排和确立所有权以便造成一种刺激,将个人的经济努力变成私人的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也就是说，经济发展和制度变迁有密切关系，是经济增长的原因。现存的制度安排决定市场交易机会与成本，从而改变现有的收益结构。当市场中出现新的潜在收入时，只有进行制度创新，这些潜在的收入才可能实现，实现经济增长。 　　我国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现了农村土地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赋予了农民平等的享有土地经营权。但过于分散的土地承包权，阻碍了农业的规模经营，使生产要素的配置水平低。这不利于农民增收，也不利于资源的合理利用。新制度经济学认为,现存制度不能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就要求制度发生变迁。土地流转在不改变土地的农业用途的前提下实现土地承包经营权市场主体的转换，有利于将分散的、零碎的小块土地集中起来实行规模经营，这样可以提高土地资源的效益和利用率，有力地促进农村市场经济的发展；解除了土地对农民的束缚，充分调动起农民积极性，增加农民收入。 　　土地在农民生活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是农民的衣食父母。 农业收入是农民最主要、最可靠的保障，也是农民最后的依靠。而城乡二元结构使农民无法获得与城镇居民相同的就业、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因此，在农地转出之前，农民不仅会考虑经济因素，还会考虑社会保障等众多因素,使得农民宁肯选择撂荒也不会轻易将土地流转出去而以备不时之需。土地对于农民的这种浓厚的保障色彩，阻碍农村土地流转和农村经济发展。 　　二、土地流转促进农民增收的动因分析 　　（一）农村土地流转促进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提高土地生产性收入。土地生产性收入，主要是指农民通过经营承包的土地而获得的实物和货币性收入。农户的分散、细碎化经营，造成农业生产的盲目性和农产品的单一性，使农民在农业收入上的增长空间有限。 而土地流转把土地集中起来，进行规模化、专业化经营，实现农业现代化生产的规模效应，促进了土地、资金、技术和劳动力等要素优化配置，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由此带来的规模效应，有利于农业技术水平的提高和先进机械设备的运用，降低农产品的生产成本，增加土地生产性收入，提高农业整体收益。 　　（二）农村土地流转促进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提高土地资本的增殖效率。土地流转促使土地向农业大户集中，向种田能手集中，促进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从而通过规模经营的增效水平、组织管理水平、经营模式、农业的迂回生产等促使农业劳动生产率大副度提高。因而，土地流转促使农业产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不断加快的同时，也促使土地通过规模经营，提高其作为资本在不断运动中的增殖能力。 　　（三）农村土地流转解除土地对农民的束缚，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在我国长期存在的二元经济结构中，农村劳动力由于受土地及户籍制度的约束，不能向非农产业转移。土地流转机制的建立，解除了土地对农民的束缚，有效地促进农村劳动力向二、三产业转移。让非农收入成为家庭主要经济来源的农户，实现了既保留土地经营权，又不使土地荒芜的愿望。而留守农民通过土地流转获得了土地的规模经营，有利于农产品结构的优化，提高土地生产利用效率，增加收入。 　　三、当前土地流转对农民增收的制约 　　（一）土地流转的制度设计不合理。我国农地产权制度不明确，《宪法》、《土地管理法》和《农业法》等法律都明确规定我国农村的土地属于农民集体所有。但集体是指哪一级,法律规定却又很不明确。土地所有权的主体没有明确规定，产权主体不清晰，导致所有者缺位。而土地流转本质上应是一种市场行为，主体应是农民。土地流转与否，以何种方式流转，都应由农民自己作主，而现实中一些地方政府把流转的意愿、流转的方式等强加给农民。农民丧失了双重权利，导致农民对地投资意愿不强，投入预期不足,严重制约农民收入的增加。 　　（二）土地流转缺乏配套的社会服务体系。土地流转社会服务体系的缺乏，使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