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农村经济_影响.docVIP

PAGE 1 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农村经济的影响 第一章 绪论 1.1农村问题的相关研究成果 我国是一个典型的传统农业大国,改革开放这一巨大的社会变革,使中国农村和农民产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最显著的一个特征就是农村劳动力的流动问题。劳动力流动,是社会化生产和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市场配置劳动力资源的客观要求,它对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很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农村出现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这批源源不断的流动大军成为20世纪 80年代到90年代以来我国社会各界共同关注的焦点之一。 中国农业制度变迁获得了不同经济当事人“同意的一致性”。几乎所有的事实和文献资料都表明，土地家庭承包制度的恢复，大大推动了中国经济增长，无论是政府、社区还是农民都通过制度变迁获得了额外的收益，因而在很大程度上，中国农业制度变迁属于典型的“帕累托改进”。从经济发展角度观察，制度变迁促使了对农村微观经济组织的改造，宣告了人民公社组织制度解体，确定了新的农业经营体制，推动了农村经济组织的多样化发展。这种多样化不仅表现在社区正规的经济组织和非正规的组织类型区别上，同时也表现在经济组织的所有制形态、规模水平、组织结构、组织功能等诸多制度安排的不同上。农业制度变迁也引发了农业资源要素的流动，对农业结构调整、农村非农产业发展、劳动力流动和城市化发展带来了一系列制度扩张效应。家庭承包制基本制度的确立，使农户成为相对独立的产权主体和利益主体，由于拥有产品的剩余索取权和相应的处置权，在很大程度上增强了制度对农民的激励。同时，由于农户家庭拥有相对独立的经营自主权，充分调动了民的积极性，生产可能性边界向右移动。作为理性的经济当事人，农户以预期利益最大化为目标，使得农业要素资源配置效率大大提高。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和农业资源的优化配置，不仅对国民经济总量增长产生了重大影响，也提高了农村对国民经济的参与度。因此农业制度变迁通过对农业发展的影响，实现了农业与国民经济的共同发展。 为了进一步推动对这一问题的研究， 本文试对 20 世纪 90年代以来古典经济学的创始人威廉· 配第 （Willian petty ）最早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揭示了人口流动原因，他指出：比较利益差异的存在，会促使社会劳动者从农业部门流向工业部门和商业部门。唐纳德· 博格（D·J·Bague）等人提出了著名的“推力—拉力”理论。他认为：人口流动是两种不同方向力的作用的结果,一种是促使人口流动的力量，另一种则是阻碍人口流动的力量。必须指出，在流出地存在“推”人口流动的因素的同时，也存在 “拉”人口的若干因素，只不过比较起来,“推”的力量比 “拉”的力量要大，占有主导地位。同样在流入地亦如此。李(E·S·Lee) 的 《移民人口学之理论》 在博格理论基础上补充了第三个因素——— 中间障碍因素， 认为流出地和流入地实际上都既有拉力又有推力，中间障碍因素主要包括距离远近、物质障碍、语言文化的差异，以及移民本人对于以上这些因素的价值判断。人口流动是以上三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Arthur lewis) 提出了发展中国家劳动力转移的“两元经济模型”，并认为在自 给农业部门中， 普遍存在着劳动过剩； 而资本主义部门在自身利润增大的情况下， 仍可保持不变的工资率（当然要比农业工资高），我国学者在应用西方人口迁移理论研究中国人口流动时， 注意了到特定历史背景、 产生流动和迁移的观机制不同， 以及决策理念上的区别。 如杜鹰等学者对西方经济学人口迁移理论与中国人口流动进行比后认为：西方的迁移决策被认为是个人寻求利益最大化及最少成本的个体决策过程，而受传统文化理念响， 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决策则与家庭利益最大化联系在一起，同时以获取经济收入为最直接目 的，并建起外出家庭决策模型。 黄平则依据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对农村劳动力的外出作了新的阐释。他认为： 农村劳动力的外出务工不仅仅是制度性安排的障碍或推动的产物， 也并非是简单地个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理性结果， 而是主体与结构的二重化过程。 同时， 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不是盲目 的， 而是具有明确的动因和目 标，并且会根据形势不断地调整自己的目标和行动。 社会关系网络为外出流动民工带来许多政府、劳动中介机构和大众传媒所无法提供的有用的信息，还为外出找工作者提供支援体系及地位和资源获得的重要组织纽带。农村劳动力离开家乡后依循亲缘、血缘、地缘关系结成互助团体，可以对抗来自城市的歧视、排斥及诸多不平等待遇。家庭支持有助于解除外出劳动力的后顾之忧，提高农村家庭收入。有些学者根据个案调查指出流动民工外出打工的信息主要是建立在关系信任基础上的，其求职的关键不是关系的强弱，而是信任关系的强弱，即获取信息和求得帮助的值得信赖度。他们在城市处于弱势地位，欺诈等现象使得他们与关系网络外部的成员之间的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