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国家模式覆灭.docVIP

天下国家模式覆灭 　　秦汉帝国，文化、政治制度和经济形态都有其特点，才能形成庞大而充实的主体，并且足以吸纳新的族群和地区，继长增高。其实，在两汉之际，有些特征就已经发生了质变。经过东汉的继续演化，如此大帝国，居然崩溃，形成三国魏晋的局面，终于经历长期“五胡乱华”的南北朝。这一段四百年的分裂，经历了衰变和重整；结束以后，中国又有了隋唐统一的天下国家。 　　儒家丧失活力 　　西汉天下，从董仲舒的宇宙论吸收了五行轮替的观念，将君主天命看作经常改换，不由一姓一朝永远继承。在武帝的时代，正是这个观念引发了许多儒家学者的让贤理论。有学者直接提出，汉代的天命已经结束，应当由贤人承受新的天命。武帝经常改元，就是希望以此重新开始新的天命。哀帝甚至于自己改变国号、帝号，希望能够以此消灾。王莽代汉，自称“新”朝，更是希望以此落实汉室禅让，由他承受新的天命。刘氏宗室的复辟运动，以“更始”为年号，意味着重新开始。甚至光武帝也借用“赤伏符”的预言，确认自己是重新受命的君主。 　　这是儒家今文学派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他们不畏帝王权威，坚持天下不是一姓一家独有，君权是为天下而存在。这一套理论和儒家宇宙观有密切关系，汉代儒生发展了一套解读预言的谶纬之学，当然不外造作的假预言。王莽却可能真的相信自己承受了天命。可是汉光武很清楚，谶纬只是政治运作，所以他警告后人，不能再玩弄这一套愚人的花样。从此东汉禁绝谶纬之学。西汉的儒学是以经世致用为宗旨，希望能够在世上开创大同。东汉的官学却完全以考证训诂为学问，对一、两个字眼，可以有烦琐的考订。从好的方面说，东汉的儒学目的在清理儒家经典，排除谶纬之学这类附会的资料。从另一方面看，这一套学问，远离了儒家淑世的宗旨，成为烦琐之学。虽然东汉末年太学生们积极参加政治活动，批判朝政，儒家作为一个学派，却丧失了西汉时的活力。 　　文官系统被大族垄断 　　汉代的文官制度，原来的设计是以丞相为百官之首，全国的政务，是由丞相负起全部的责任。用今天的术语说，皇帝代表的是政权，文官系统代表的是治权；二者彼此制衡，颇有今日内阁制的精神。固然，霍光当权的时候，实际上大将军就是代理君权、总持内外的独裁者；但在制度上，文官体系还有独立运作的精神。东汉时代，君权强大，内廷的尚书――亦即皇帝的秘书处――替代外廷总持政务，文官系统不再独立。从此以后，中国两千年来，不再出现真正有独立性的文官体系，足以抗衡皇权。后世每一个朝代，制度上都有过独立的文官系统；实质上，都是由“内廷”的秘书班子辅助皇权，实行专制统治。 　　西汉的察举制度仍旧存在，也依旧凭借儒家精神，由乡里郡县甄选符合儒家行为标准和能力的学者进入文官系统。然而东汉时，在实质上不再独立的文官体系内，儒家的理论精神已经无法落实以匡正皇权。凡此改变，都使东汉政府脱离西汉原初设计，难以具有限制皇权的力量。 　　文官体系为皇权服务，官员们也就只注意自己的功名利禄，难得再有人坚持儒家理想。察举制度原来是地方长官在当地的属僚中选拔人才。日久生弊，地方上一些官宦后代，逐渐垄断在乡梓服务的职位，从此逐步进入官场。许多已经任官者，在彼此乡里互相交换荐举朋友的子弟。这样，东汉出现了地方豪族，他们无形中构成一个官僚阶级，成为实质上的贵族。人才流转和讯息的流转，乃是汉帝国制度的重要特色。经过如此演化，这个由大族垄断的文官系统，不再能够反映地方的意见，也不再能够容纳各处的贤才。以功名利禄为目的的大族，面对强大的皇权，不再抗争和平衡。那些太学的学生们和在各地讲学的学者，即使常常抗议，都不过是局外人而已。东汉的君权，经常旁落：一般言之，皇帝年龄都偏轻，以童稚之年接位，常常依靠外戚辅助，幼主长大，往往依靠身边的宦官，排除外戚，夺回政权，东汉外戚和宦官轮流专政，成为常事。 　　礼制之学在豪族中诞生 　　既然地方有这种豪族掌握权力和财富，他们对地方的政治当然有极大的发言权。原来的制度回避本籍，中央派来的官员都来自他乡，他们必须依靠当地的人才担任辅助工作。主官和僚属之间，也有一定的平衡。现在豪族握有地方的控制权后，外来的官员，只能一切仰地方豪族之鼻息。地方与中央之间，不再有互相制衡的机制。地方慢慢成为独立的单位。东汉末年，如果只是因为外戚和宦官的乱政，以原来的机制，国家不会很快就崩解。然而正因为地方已经长期由豪族们据有，一旦中央发生权力真空，全国分崩离析在所难免。所以，汉室最后一次外戚与宦官的斗争，两败俱伤。军阀董卓进京，中央没有合法的政权，全国诸侯纷纷起兵；那些地方势力的武力，就是由豪族提供，拥戴原来的州郡长官，或者豪族中的领袖，割据一方，逐鹿中原。西汉帝国的结构，特色是上下之间的平衡，基础厚实；东汉逐渐丧失了这一特色，栋折梁摧，也就站不稳了。 　　从东汉出现豪族，以至于三国时代，各处都有大族领导的地方势力。两晋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