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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山南北绿洲经济历史变迁研究 　　从汉唐以来，天山南北的绿洲区域经济经历了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汉唐时期，重视环塔里木周缘丝绸之路的战略地位，天山南路成为绿洲农业重心，绿洲经济呈现出“南农北牧”发展模式，经济重心在天山南路；清朝统一新疆后，由于平定准部及沙俄等因素的影响，天山北路逐步成为经营重心。天山南北经济的差异及变迁，体现着区域社会发展历程，有着时代的必然，但同时也带来不可忽视的生态、社会诸问题。 　　[关键词]天山南北；经济模式；变迁与影响 　　[中图分类号]Ｋ２０７[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４－５１８Ｘ（２０１１）０８－０１４８－０６ 　　张安福（１９７２―），男，石河子大学绿洲社会经济与屯垦研究中心副教授，历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新疆屯垦史、中国经济史。（新疆石河子８３２００３）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疆人口与经济协调发展研究”（项目批准号：１１ＣＲＫ００４）、石河子大学“２１１工程”重点学科资助项目“新时期兵团稳定与发展路径研究”（项目编号：ＲＷＳＫ１０－Ｙ２５）的阶段性成果。 　　 　　自张骞通西域后，中原王朝开始了对西域的经略。由于历史条件和国家战略需要，对西域天山南北的治理各有侧重。汉唐时期，发展重心重在天山南路，屯垦开发的区域也重点分布于此；至清朝统一新疆以后，则将政治、经济重心放在天山北路，由此改变了长期以来“南农北牧”的经济格局，北疆逐步成为新疆经济发展的重心。因此，天山经济社会发展的差异，对各历史时期的西域社会产生了不同的影响。 　　 　　一、西域“重南轻北”经济格局的历史形成 　　天山南北经济在清代以前一直有着较大的差别。天山南路环塔里木周缘主要是以绿洲农业为主，兼营畜牧业，因此是中原王朝重点经营的区域，经济、政治重心也在于此；天山北路环准噶尔周缘一直是以游牧经济为主体，主要是游牧民族活动的区域。 　　天山南路的塔里木盆地北缘、南缘沿着山前冲积扇地区和冲积平原构成的大小不等的绿洲地区为绿洲农业的兴起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天山南路属于典型的绿洲农业区，历史悠久，在先秦时期的天山以南诸遗址中，如孔雀河下游的古墓沟、哈密五堡以及天山中部的阿拉沟，先后发掘出小麦、青稞、小米饼及木质生产工具，充分说明天山南路地区是绿洲农业较早发展的地区。汉唐时期这里是“田地肥广，草牧饶衍”[１]（卷４６，Ｐ１４８７）之地，西汉主管军粮的搜粟都尉桑弘羊甚至提出在天山南路故轮台以东捷枝、渠犁等地“溉田五千顷以上”的计划。 　　天山北路在天山、阿尔泰山和准噶尔西部山地之间，准噶尔盆地西端的阿拉山口、伊犁河谷和额尔齐斯河谷，如同数条狭窄的通道，把大西洋的暖湿气流引入盆地之中，这里夏季雨量充沛，草木繁盛，是十分理想的天然牧场。长期以来，这里是中国古代游牧民族繁衍生息、往来驰骋的重要栖息地。公元前３世纪左右，塞人曾经是这里的主人，后来大月氏人、乌孙人先后来此，在此“随畜逐水草”而居，过着“穹庐为室兮旃为墙，以肉为食兮酪为浆”[２]（卷９６下《西域传》，Ｐ３９０３）的游牧生活。汉代时自阿尔泰山和额尔齐斯河上游南至巴里坤草原广阔地带是匈奴人的范围，他们“逐水草移迁”，以狩猎、游牧及畜牧为主；６世纪中叶在金山兴起的突厥势力，是天山北路又一个强大的游牧民族，其社会经济结构单一，以牧业为主，“被发左衽，穹庐毡帐，随逐水草迁徙，以畜牧射猎为事，食肉饮酪，身衣裘褐”[３]（卷９９《突厥传》，Ｐ３２８７）。此后，以突厥为代表的游牧经济在天山北路直到宋元时期仍然占据着主流地位。 　　汉唐时期西域南北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既与自然环境有关，也与中原王朝对西域天山南北经略的策略不同有关。在中国传统社会里，中原王朝的主要威胁来自北方的游牧民族，如秦汉时期的匈奴、魏晋时期的鲜卑、隋唐时期的突厥、宋元时期的契丹和女真等。这些游牧民族在西域的势力大都集中于天山北路，如西汉时期的匈奴依靠“控弦之士三十万”的兵力与中原为敌，屡掠城地，夺牲畜，掳人口，“小入则小利，大入则大利”[２]（卷４９《晁错传》，Ｐ２２７８），成为西汉最大的边患。因此，“为了应对这一翼所遭受的草原人的威胁，汉族自己进行了深入草原侧翼的实验，这就是他们进入新疆塔克拉玛干盆地的原因”[４]（Ｐ１１７）。同时，连接东西的丝绸之路基本是环塔里木盆地南北的绿洲而行，是中原王朝对外联系的重要通道。因此为了国家安全和对外交往，历代中央王朝大都在环塔里木盆地周缘进行大规模的屯垦戍边活动，以屯垦带动天山南路绿洲农业经济的发展。 　　由此，汉唐时期加强了天山南路绿洲农业的主体地位。西汉在天山南路地区的屯田地点大多散布在环塔里木周缘的丝绸之路和交通要道上，轮台、楼兰、高昌成为西汉屯田的三大重要区域。东汉三次屯田西域，屯田区主要分布在自然条件较好、战略地位重要的伊吾、柳中、金满和楼兰